APEC｜專訪李羅力：四十餘載求索　深圳賦能亞太價值鏈升級

（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2026年11月，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這是中國繼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後第三次承辦這一亞太地區層級最高、影響力最廣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也是首次將這一論壇落址於一座經濟特區。峰會核心議題錨定開放、創新、綠色、數字轉型，與這座城市四十餘年的改革軌跡高度重疊。

如今，深圳角色已成為亞太價值鏈升級的賦能者。中國體改研究會原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資深副理事長李羅力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深港協同尊重兩地制度差異，把差異轉化為互補優勢，通過局部領域試點、分領域規則銜接，對制度異質性突出的亞太地區具有直接參照意義。

在李羅力的研究框架裏，制度創新能力、完整產業生態、數字治理能力、城市可持續治理水平、長期亞太經貿共生關係，五個維度相互賦能，共同構成深圳不可替代的綜合承載力。而三屆主辦城市的議題變遷也構成一條清晰線索：上海APEC聚焦融入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北京APEC重在推動亞太自貿區願景落地，深圳APEC則把坐標移向數字、綠色與規則。

深圳的綜合承載力有着具體的刻度。四十六年前，深圳是人口約30萬的南海邊陲小鎮；至2025年末，常住人口超1824萬，GDP突破3.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對APEC其他經濟體進出口3.23萬億元，佔全市外貿總額69.5%，位居內地城市首位。

前海111項制度創新成果全國推廣

李羅力表示，深圳的核心競爭力不在一次性政策優惠，而在持續自我革新的制度能力。經過四十餘年探索，深圳已經完成從政策特區向制度型開放高地的範式躍遷，從被動適應國際經貿規則轉向主動參與規則創新與跨境制度協同，這是APEC選擇深圳最核心的制度邏輯。

綜合授權改革試點是深圳制度型開放的標誌性實踐。依託清單式批量授權改革機制，深圳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改革、空間資源統籌、科技創新體制改革領域系統性突破，破解傳統改革碎片化、單兵突進的弊端，實現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協同推進。截至202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先後分3批次向全國複製推廣深圳48條創新舉措和典型經驗。2025年6月，中央印發《關於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 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進一步推動深圳改革向更深層次推進，為制度型開放提供頂層政策支撐。

截至今年三季度，前海深港合作區有111項制度創新成果在全國複製推廣，成為「一國兩制」框架下先行先試、引領制度創新的「策源地」。河套合作區構建「五流四制」政策框架，打通科研資金、人才、數據、技術、物資跨境流動堵點，探索跨境科創合作的制度新框架。深圳這種「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的改革基因，使其成為中國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的壓力測試平台，持續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探路。

深圳試點經驗 列APEC最佳實踐

「最能說明成效的是外部認可：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推出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試點經驗，已被APEC收錄為區域貿易便利化最佳實踐。這意味着深圳的開放已從被動對標轉向主動參與規則共建。」李羅力分析，對APEC大量發展中成員而言，深港協同的價值還在於路徑設計──摒棄「一刀切」的規則統一，尊重兩地制度差異，把差異轉化為互補優勢，通過局部領域試點、分領域規則銜接，無需一步完成制度全面趨同即可推進要素流動。這條漸進式對接路徑，對制度異質性突出的亞太地區具有直接參照意義。

靈活應變｜深圳數字試驗田　規則接口適配亞太企業

2026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召開已進入倒計時，數字治理、數據跨境流動、人工智能合作成為本次峰會備受關注的議題。李羅力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提出，在全球數字規則博弈當中，深圳正在走出既非簡單接軌既有機制、也非另起爐灶的第三條道路，即深圳這塊「試驗田」正在嘗試「規則不變，但接口可變」──頂層法定規則不變，但通過線上服務平台、自貿區清單管理、跨境驗證基礎設施、APEC合作中心等不同「接口」，來適配數字治理規則的不同場景。

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對APEC其他經濟體進出口3.2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0%，佔全市外貿總值近七成。隨着《成都聲明》出台，促進APEC數據跨境流動合作中國中心落戶前海，亞太數據流動合作迎來新契機。針對外界關注中國是否加入APEC跨境隱私規則（CBPR）的疑問，李羅力表示，這並非「非此即彼」的選擇題。CBPR以企業自願互認為主，我國則依託《個人信息保護法》形成事前評估加事後監管的制度，兩套機制根源均來自APEC隱私框架九項原則，核心方向應推動兩套規則互通互認，而非簡單選擇接軌或替代。

「深圳試驗田的核心經驗是『頂層法定規則不變，但接口可變』。」李羅力解釋，深圳不改動內地實體法律規則，通過線上合規服務平台、自貿區負面清單管理、APEC合作樞紐等各類適配接口，實現面向亞太企業的制度適配。如：前海已落地廣東自貿區首單負面清單數據出境業務，前海新設立的APEC數據跨境流動合作中國中心則承擔政策研究、規則對接、產業服務等開放式樞紐功能。

數字聯通｜深圳借產業優勢打造AI治理沙盒城市

談及AI治理在APEC框架下如何落地，李羅力判斷，開展具體合作項目將是最先取得突破的方向。APEC屬於非約束性合作論壇，缺乏強制約束力，各方安全觀念分歧較大，短期內指望達成統一規則、建常設機構都是不現實的。

「深圳的優勢在產業側，這裏有終端、有機器人、有傳感器、有算力、有應用場景，憑藉這些優勢，深圳有望承擔『具體項目＋技術標準』角色，打造AI治理沙盒城市──公布場景開放清單，建第三方評測能力，承接APEC成員的技術援助和聯合項目。」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理事長李羅力稱。

對於深圳成熟的「商、關、匯、稅、貸、保」六位一體跨境電商監管鏈條，李羅力指出，這套模式把跨境電商不可控風險轉化為可計算經營成本，為中小商家提供經營確定性，但目前還只是區域公共產品原型，距離真正面向亞太輸出，仍要跨越兩大台階：首先是要拆解為標準化可複製模塊，形成多語種工具包；其次是推動區域成員共同參與治理評估。

李羅力建議，深圳現階段可優先編製多語種規則手冊，在前海搭建培訓窗口，面向亞太發展中經濟體開展海關、合規人才培訓，以此作為起點推動跨境電商監管互認納入APEC議程，地方經驗逐步向亞太公共產品演進，相關進程還需要國家外交與APEC多邊機制協同推進。

角色躍升｜深圳亞太角色：從技術追趕到標準共建

深圳與APEC成員經濟體的經貿、人文聯繫，貫穿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全程。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理事長李羅力分析，從最初承接亞太產業轉移的學習者，演變為賦能亞太價值鏈升級的戰略支點，深厚的共生紐帶是APEC落戶深圳不可忽視的歷史基礎。

早期，亞太資本與產業帶動深圳工業化起步。深圳特區起步階段，香港作為亞太金融貿易樞紐，成為深圳對接全球市場的第一窗口，「前店後廠」模式將香港接單、設計、融資優勢與深圳土地、勞動力結合，依靠「三來一補」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隨後，深圳深度嵌入蘋果等跨國企業亞太供應鏈，承接精密零部件製造，建立現代化質量管理體系，完成從粗放加工向精密製造跨越。

為發展中經濟體提供深圳方案

李羅力稱，深圳的工業化起飛，本身就是亞太區域產業分工的產物，是亞太產業梯度轉移培育出的成功後發經濟體樣本。

隨着產業升級，深圳逐漸從產業鏈低端承接者，轉變為亞太產業升級賦能者。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對APEC其他經濟體進出口總額3.23萬億元人民幣，佔全市外貿總額69.5%，位居內地城市首位。出口產品結構徹底轉型，服裝玩具等初級產品佔比持續下降，新能源汽車、通信設備、智能裝備等高附加值產品成為出口主力。

「在與發達經濟體的合作上，深圳從技術追趕走向標準共建的角色。」在李羅力看來，深圳與日韓的經貿互動，完整呈現從技術引進、追趕、並跑到部分領域領跑的演進路徑。早期引進日韓精密製造技術、質量管理體系，建立現代製造業基礎；如今在5G通信、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領域實現並跑，部分賽道實現領跑。華為深度參與3GPP國際通信標準制定，5G標準必要專利全球佔比15%，位居全球第一；比亞迪深度參與新能源汽車電池、充電接口國際標準制定，推動中國技術標準與亞太標準互認，合作由產品競爭轉向標準共建。

在對接亞太發展中經濟體上，輸出深圳方案則成為重要的合作方向。面向拉美、太平洋島國等APEC成員，深圳輸出綠色能源、數字基礎設施解決方案。墨西哥跨境電商專線穩定運行，比亞迪曾規劃墨西哥新能源整車項目；為秘魯大型光伏電站提供逆變器等核心裝備，支撐當地可再生能源發展。與澳洲、新西蘭的合作則聚焦綠色能源、生物醫藥、農產品貿易雙向投資合作。

促進亞太民間創新網絡連接

除了經濟與技術領域的往來，人文交流則是區域合作的重要軟性基礎，促進了亞太民間創新網絡的連接。深圳通過留學生創業園、國際創客活動、友城網絡和高校合作，持續吸引亞太地區的創業者、青年和科研人員。與此同時，深圳國際創客周、深創賽國際賽以及華強北跨境創客生態，也在持續吸引來自APEC經濟體的創客和創新團隊。李羅力認為，這些交流雖不直接體現為貿易額，卻為技術合作、產業對接和青年互信提供了長期基礎。

人物簡介｜李羅力

1947年6月出生，祖籍河南，中共黨員。現任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開放導報》雜誌社社長，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2年9月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5年起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86年調任國家物價局物價所副所長；1988年後調至深圳工作，歷任深圳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深圳市信息中心主任、深圳市委副秘書長，並於鄧小平南巡期間兼任深圳市接待辦主任；1993年底至今擔任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

（來源：大公報A4：要聞 2026/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