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載相知錄——與董建華先生交往的片段回憶

文/陳佐洱

2019年，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董建華先生獲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獎章。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董建華先生先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港澳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首批聘請的港事顧問、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1996年12月，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董建華先生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人選；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視察香港重要講話中指出，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此時進入後半生的董先生已經在多年風雨兼程的實踐中，成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指引的「一國兩制」方針的努力學習者、忠實踐行者，一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共外交的活動家。

滬語呢喃裏的家國志

我和董建華先生的相識交往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些會議、會見活動的場合。他那現已為全世界熟悉的誠懇、和藹、笑容可掬的忠厚長者形象，早就印入我的腦海。我欣賞他的一句名言：「凡事立定目標，全力去做！」並常以此激勵自己。

我們都出生在上海，從小在家裏都說上海話，所以只要沒有其他人的場合就常用上海話交談，哪怕和董夫人也是如此，滬語呢喃，格外親切。

1997年初，董先生邀我去他位於港島南的府邸香島小築共進晚餐，我和董先生的私人友誼應該從這天算起。我驅車穿過香港仔隧道，沿着港島南曲折東行約10分鐘，在標有「香島小築」牌子的圍牆邊轉入一條窄陡的私家路，車頭彷彿要衝向大海，卻在府邸的門口安然停下。

董先生引我穿堂入室，漫步至屋後花園。他一面請我享用美食，一面介紹他和他的家族。他的父親——中國第一代船王董浩雲先生開創的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OOCL），是世界上最具規模的綜合運輸、物流及碼頭公司之一，也是當時香港最亮麗的環球商標之一，率先在內地提供了全線物流及運輸服務，航線遍及五洲四海各大港口。董先生拿出一本簽了名的精美畫冊送給我，說這是東方海外公司辦的一樁特別公益事業——將一艘遊輪改建成的海上流動大學，船名為「美的城堡」。它年復一年地周遊世界，師生們來自不同的國家。

那個晚上，我們促膝長談了對「一國兩制」方針的理解和感悟，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中央人民政府架構，談了對香港未來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祛邪匡正、除舊布新的美好設想和期望。

1996年10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生辦法》，為選舉提供了制度依據。11月2日，籌委會組建了由400名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的推選委員會。緊接着，推委會開始工作，召開數次會議，通過提名、答問等環節，公開、公正、公平地產生了三位行政長官候選人，董先生是其中之一。

一天晚上，董先生約我到太平山頂與中環之間的半山住宅區，他妹妹的家中會晤。我見到他時吃了一驚，原來他的腿不幸受傷，上了石膏，拄着拐杖進門來。

那晚，他極為誠懇地對我說，個人前途命運與國家命運休戚相關，國家待我們恩重如山。那麼他決心參選，為國家、為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奉獻餘生，哪怕會頭破血流。

12月11日，400名委員無一缺席推委會全體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舉行選舉，董先生得到了壓到多數的320票。12日籌委會將選舉結果報送國務院。16日國務院依法發布第207號令，任命董建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於1997年7月1日就職。

在董先生當選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後，我們之間的接觸更多。一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正代表國家和未來香港特區的利益，就跨越1997年的事宜與英方磋商交接，除國防、外交等以外的其他過渡事宜，理應向候任行政長官及時匯報，聽取他的重要意見；二是董先生為人謙虛，視我為朋友，有些事希望參考一下我的意見。從言談舉止中，乃至一些他的講話稿、即將發布公告的字裏行間，我都感受到他對香港基本法、對中央政府、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籌委會的信任和尊重。所有這些交往要點，我都及時匯報並請示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要領導。

財金風浪中的定盤星

眾所周知，財政預算案是現代政府理財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收支計劃和經濟政策的集中體現，對經濟民生影響重大。香港這地方當然也是如此，但延續英國規定，每個財政年度是從當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顯然，1997年至1998年財政年度將迎來香港歷史性的回歸，其中前3個月為港英當局管治，後9個月將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管治，這份財政預算案的編制理應由中英雙方共同完成。

由於特區還未成立，只有中央人民政府來代表特區利益與英方共同編制，這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對此董建華先生在當選候任特首前後都十分支持。但英方卻為維持撤退前的「尊嚴」和為未來香港「埋釘子」，不想讓中方參與實質性編制工作，並在撤退前大撒金錢，將福利推至與財政收入和經濟發展不相匹配的高水平，沒有考慮香港的長遠利益，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很可能在慣性軌道上難以為繼。雙方鬥了一年多，中方戳穿英方陰謀後，編制工作終於進入預算草案批准程序。中方建議草案分別由港英立法局和香港特區臨時立法會審批；但末任港督彭定康不承認正在深圳展開回歸籌備工作的特區臨時立法會，咬定港英立法局是1997年7月1日前香港唯一有權審批的機構，談判又陷僵局。

對此，中方專家又提出了一個既堅持原則又合情合理的建議，即對外口徑將這份預算草案的審批程序籠統表述為「提交香港立法機關」通過，不明言這個機關屬於中方，也不認可屬於英方。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籌委會請示，同時專門去徵求董先生的意見，我倆都是籌委會委員，容易溝通。他聽後當即領悟外交鬥爭中講原則與作妥協之間的關係，一口支持中方的措辭，說：「這份預算案後9個月的編制內容和今後執行，一定是要體現國家主權和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原則肯定不能讓，但為實現目標，表述上『可以稍含糊一些』。」

1997年秋，亞洲金融風暴鋪天蓋地撲向香港。剛剛回歸的特區脆如新竹，股市暴跌、匯率震盪，國際炒家虎視眈眈。董特首立於風暴中心，前方是狂怒的市場，身後是千萬市民的生計，他肩上的擔子重若千鈞。但是，他在中央堅定不移的強有力支持下，率領特區政府頂住種種壓力，捍衛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保住了港幣聯繫匯率的穩定。事後他並未歸功於自己，他曾多次對財政司司長說，感謝中央政府的巨大支持。他也總提及我在跨「九七」財政預算案編制過程中為香港「把住了一大筆數」，給新生特區留下了足夠抵禦國際金融大鱷進攻的財政儲備。我欣喜地覺得，董先生正在從一位企業家角色快速地向政治家角色轉變。

還有一事，我牢記不忘。正值香港回歸，董建華先生夜以繼日地操勞，異常繁忙。但我每次造訪他的臨時辦公地點，臨別時總要硬着頭皮拿出幾張受人之託的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首日封，請他留下寶貴的簽名。他總是寬容和善解人意，哪怕時間緊促、秘書在旁立等，他都笑嘻嘻地重新坐下來，戴好眼鏡，俯身一筆一畫簽下名字，彷彿在為一段情誼鐫刻印記。至今想起來，我心裏還會湧起感激的暖流。

中央關愛下的治港者

香港回歸次年，我奉調回國務院港澳辦工作，與董先生的交往更多了。一般情況下，他上京公幹，都由我去機場迎接，在去賓館的路上敘說別後；每年歲末他來京述職，也都由廖暉主任和我陪同。

1998年盛夏，曾經經歷中英雙方激烈較量、最終獲得中方支持與監督的跨越「九七」建設的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龐大工程終於竣工。7月5日，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好大喜功，為創下「一夜間無縫對接的奇跡」，在當日後半夜的幾小時裏就把運作73年的老機場從九龍啟德倉促搬遷到新界大嶼山的赤鱲角新機場。豈料7月6日早晨通航才一天，這個亞洲貨運重要樞紐，貨運量、效率、服務位居世界第一多年的香港新機場電腦系統和機械設備發生嚴重故障，客貨運處理陷入混亂甚至被迫停頓，每天損失高達18億港元，而搶修恢復卻遙遙無期。社會各界憂心忡忡，報紙甚至刊出《救救機場，救救香港》的醒目標題。

7月13日，董特首第一次開口請求中央政府予以支援：在香港新機場貨運系統全面恢復前，允許有需要的航空公司借用深圳黃田機場（今名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國務院港澳辦當日下午收到董特首來函，隨即提出處置建議上報國務院。

14日下午2時，港澳辦會同民航、海關、公安、交通等各有關部門，研究落實總理、副總理的指示。各部門早就在關注香港的困局，一致表示全力幫助香港排憂解難，不到兩個小時，已形成一套多部門緊密協作的支援方案。

下午4時，廖暉主任囑我和董特首通話，傳達中央政府的批覆，通報下午會議情況，並請他通知特區政府組成相應部門的代表團於明早10時來深圳，與我和我的同事們會商借用黃田機場的兩地協同方案，盡快落實實施。

董先生在電話裏的聲音很激動，對中央政府高效作為、支援決策的反應近乎驚喜。傍晚，他向全香港公開發布了一條「號外」消息，並在講話中說：「我代表特區政府和全體市民衷心感謝中央政府對特區的關懷和支持。我相信透過中央的協助，定能紓緩本港出入口在貨運上面對的困難。這次中央政府的快速反應，充分反映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新優勢。」

類似這樣的事例有許多。例如，2003年香港非典肆虐期間，中央照單全收特區政府開出的支援防護衣物和醫療藥品清單，在內地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一周內就從全國各地以及國際市場如數調集了支援物資，由國務院港澳辦在深圳口岸代表中央政府無償移交給董特首和特區政府。幾十年來，鮮活禽畜、食品菜蔬、東江水、天然氣能源供港從未間斷；港珠澳大橋建成，四通八達的高鐵開通；航天員上天，奧運會選手奪金，都是回來後連慶功會都沒來得及開，第一站就飛到香港，和特區市民、學生見面、聯歡等。所有這些都不斷加深了董建華先生對祖國的熱愛，對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偉大創舉的心悅誠服。他多次對香港同胞說：「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他在特區立法會作的7次施政報告，越來越鮮明地融入「一國兩制」方針要旨，提出了「以國為先」「以民為本」，確立了「背靠內地、面向世界；善用香港優勢，鞏固支柱產業；運用新知識、新技術，向高增值提升」的策略路向。

海闊天空間的赤子心

董建華先生於2005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國家領導人，仍然那樣親和，與我保持着友誼。他來北京，只要時間允許，都會約我吃個飯，聊聊雙方關心的港澳問題、中美關係等問題。我們時常交流對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的領悟體會，衷心擁護，堅決執行。他不辭辛苦，帶領一眾志士能人，為貫徹中央戰略方針，開展中美民間外交，奔走在大洋兩岸。我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高興，更十分欽佩。每次見面後告別，他都出門送我到電梯口。記得2018年冬天那次，他披上大衣，執意同我夫婦一起乘電梯下樓，直送到北風凜冽的首都賓館大門口。

2021年7月1日建黨百年慶典，在天安門城樓上一遇董先生後，又許久沒謀面了。我想念他和年年熱心籌辦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活動的董趙洪娉夫人。不知他們伉儷可都安好？

唐詩曰：「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徵。」如今汶水清清，猶帶港島海風；故人白髮，自守赤子初心。衷心祝願他們康泰益壽！

（來源：人民政協報；作者為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原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原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此文系稍早前寫成，選自即將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18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