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春迎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系列評論（三）：香港不再只是扶持產業　而是開始組織產業

香港過去並非沒有產業政策。政府長期支持金融、物流、旅遊、專業服務和創科發展，也設立了科學園、數碼港和多個科研資助計劃。但從整體上看，這些政策更多是支持某個行業、機構或項目，並沒有形成一套貫通科研、產業化、生產、融資和國際市場的組織體系。

香港還擁有世界一流大學、成熟資本市場、國際專業服務和毗鄰大灣區製造體系等優勢，卻長期存在一個突出矛盾：每一項資源單獨看都很強，組合起來卻沒有持續產生足夠多的世界級科技企業。

而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試圖解決的，正是這個「有要素、缺組織」的問題。

一、香港經濟過去缺少的是產業的「中間組織層」

傳統香港經濟最強的能力是連接：內地製造產品，香港負責融資、貿易、航運、保險、法律和國際銷售；海外資本尋找中國機會，香港提供市場、制度和專業服務。在這套分工中，香港不一定需要擁有完整產業鏈，只要能夠連接產業鏈兩端，就可以獲得高增值服務收入。

但科技產業的發展邏輯不同。一項大學技術要變成產品，需要經過概念驗證、工程開發、中試、檢測認證、臨床試驗、量產和市場推廣，每個環節都有不同機構參與，任何一個環節缺失，技術都可能停留在實驗室。

香港的問題並不是完全沒有科研，也不是完全沒有資本，而是科研和資本之間缺少一套產業化基礎設施。大學成果距離企業訂單太遠，風險資本距離製造和規模化太遠，產業園區又可能距離真實供應鏈太遠——這就是產業發展的「中間組織層」。

首個五年規劃的重要突破，在於開始系統建設這一層。

二、從分散園區走向有分工的產業空間網絡

規劃提出「北中南」三大創科園區和五大研發機構，並把河套、新田、沙嶺、洪水橋、流浮山和北都大學城納入同一個產業框架。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重點承擔研發、轉化和中試，並探索人員、物資、資金和數據跨境流動；新田科技城提供210公頃創科產業用地，承接原型開發、中試和量產；沙嶺數據園區為人工智能產業提供算力，規劃於2029年或以前投入營運，並在2032年前提供18萬PFLOPS算力，相當於香港現有算力的36倍；洪水橋則連接智能製造、現代物流、高端專業服務和應用型教育；大灣區其他城市進一步提供完整製造能力、供應鏈和大規模市場。

這些安排的意義，不是香港要在本地完成所有生產環節，而是香港開始對產業鏈進行功能分工。香港可以保留研發、知識產權、監管、認證、資本和國際市場等高增值環節，把大規模製造與大灣區供應鏈結合起來。其關鍵不在於所有環節是否位於香港，而在於技術、企業、知識產權、融資和利潤是否以香港為核心進行組織——這是一種跨區域產業組織模式。

三、從資助企業轉向建設產業共同能力

傳統產業政策最常見的工具，是向企業提供補貼或稅務優惠，但對於早期科技企業來說，資金只是問題的一部分。

一家醫療科技企業可能缺少臨床數據和審批能力，一家芯片企業可能缺少試產線，一家機器人公司可能缺少真實應用場景，一家人工智能企業可能缺少可使用的數據和穩定算力。這些能力具有較強公共屬性，單個企業投資成本過高，也難以獨佔全部收益。

因此，政府最有價值的投入不是長期補貼企業虧損，而是建設所有企業都可以使用的共同平台。規劃中香港微電子研發院的中試線、臨床試驗數字化平台、真實世界研究及應用中心、人工智能研發院、生命健康研發院、概念驗證平台和中試驗證平台，都體現了這一方向。

這表明香港產業政策正在從「給企業資源」，轉向「為產業建設公共能力」，前者可能使單個企業受益，後者能夠降低整個行業的創新成本。

四、企業被重新確立為創新主體

規劃明確提出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這一點十分重要。

香港過去的創科投入較多集中在大學和公共科研機構，即政府提供科研經費，大學產生論文和專利，但企業研發投入、工程化能力和規模化生產相對不足，就容易形成「科研很強、產業很弱」的結構。

科技創新最終必須由企業完成商業閉環。大學擅長探索未知，政府擅長提供公共基礎，科研機構擅長技術驗證，但只有企業能夠持續理解客戶、組織生產、控制成本和承擔市場風險。

未來評價香港創科體系，不能只看政府投入了多少科研資金，也不能只看大學發表了多少論文，而要看企業研發投入是否增長、企業是否參與科研選題、技術是否獲得訂單，以及香港是否出現更多擁有全球收入的科技企業。

所謂企業作為創新主體，不能停留在文件表述上。產業平台的治理、研發資源的分配和大學成果轉化機制，都應讓企業更早參與，研究什麼、驗證什麼和產業化什麼，應當更多從市場問題出發，而不是從科研項目出發。

五、真正的產業生態不是園區，而是高密度交易關係

香港發展北都和新型工業化，最大的風險是把產業組織誤解為產業地產。

建成大樓、提供土地、引入若干實驗室等，並不等於產業生態已經形成，真正的產業集群不只是企業在地理上相鄰，而是企業之間形成高頻的訂單、人才、技術、數據和資本流動。

如果園區內的企業彼此沒有供應關係，大學科研與企業需求脫節，基金只負責投資而不參與產業協同，園區最終仍然只是若干機構共享一個地址。因此，北都產業平台必須從管理空間轉向管理關係，也要防止以物業出租率代替產業成長率。

每一個重點產業都應當形成產業鏈地圖，明確龍頭企業、關鍵供應商、大學團隊、檢測認證機構、資本機構和潛在客戶。政府招商也不能只看企業數量和註冊資本，而要看新企業能夠補上產業鏈的哪個環節，能夠為現有企業帶來什麼訂單、技術或市場。

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產業而言，需要的不只是算法公司，還需要傳感器、控制系統、關鍵零部件、場景運營商和製造夥伴。對生命健康產業而言，需要連接大學、醫院、臨床試驗、監管審批、藥企和資本市場。

產業生態的本質不是空間密度，而是交易密度。

六、香港需要建立產業結果的「新賬本」

未來五年，如果仍然用傳統基建邏輯評價北都，政策就容易偏向土地開發和工程進度。

香港需要為產業發展建立一套新的績效賬本：園區企業創造了多少收入和出口？私人資本投入多少？企業研發支出增長多少？科研成果從實驗室進入中試需要多長時間？有多少技術獲得首批客戶？又有多少企業從初創成長為規模企業和上市公司？

還要特別關注產業之間的聯繫。人工智能是否真正進入金融、醫療、物流和製造業？大學技術是否通過現有企業完成產業化？中小上市公司是否成為收購技術和整合產業的平台？

只有這些指標持續改善，土地、基金和科研機構的投入才能轉化為生產率。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它不再把產業發展理解為扶持幾個行業，而是開始建設從科研到市場的完整系統。但規劃只是完成了產業組織的頂層設計，真正困難的工作，是讓政府部門、大學、科研機構、企業、資本和大灣區供應鏈在日常經營中形成真實合作。

香港過去依靠市場連接世界，未來則要通過產業組織創造新的世界級企業。這不是多建幾個園區就能夠完成的任務，它要求香港把最擅長的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網絡，與過去最欠缺的工程化、產業化和規模化能力結合起來。

香港產業轉型是否成功，最終不取決於北都的建築高度，而取決於這裏能否形成足夠密集的技術交易、商業訂單和企業成長。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