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解碼｜「高市革命」實質復活軍國主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裴軍運）英國《金融時報》9月2日刊發題為《The Takaichi revolution》（高市革命）的文章，直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後，正在顛覆日本戰後數十年形成的自民黨傳統治理範式。文章將高市早苗的執政模式定義為一場「革命」，這場變革不只局限於日本國內政壇的權力重構，更延伸至財政金融、對外安保、區域地緣格局，對內衝擊日本戰後形成的政治慣例，對外攪動東亞地區安全環境。綜合多方觀察，所謂「高市革命」狂飆突進，背後有十分明確的政策目標，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加速日本軍事化進程，呈現復活軍國主義的危險趨勢。

二戰結束後，日本在戰後秩序框架下，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對成熟的政治運行體系。自民黨長期執掌日本政權，形成獨具特色的共識政治邏輯。在傳統的自民黨治理模式中，派系協商、官僚主導、謹慎漸進是核心底色。但凡涉及國家重大政策調整，政府都需要在黨內各大派系之間來回斡旋，同各省廳官僚體系反覆溝通，同時兼顧財界、民間社會的訴求，多方博弈之後才會推出政策。

長久以來，日本首相的權力並非至高無上，很大程度上源於黨內派系之間的妥協與平衡。首相想要推行重大改革，不能單憑個人意志，必須爭取黨內元老、官僚集團的支持。即便是安保、財政這類核心領域，也不會貿然打破既有框架。但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跳出這套運行邏輯，開啟了被外界稱作「高市革命」的執政模式。她奉行強首相集權路線，追求快速決斷，刻意繞開黨內派系協商，弱化官僚體系的政策話語權，主動衝破戰後形成的多方妥協框架，依靠自身核心幕僚團隊，推進右翼政治議程落地。

撕裂數十年政治傳統

《金融時報》文章指出，這種全新的執政風格帶來雙重衝擊。對內，直接撕裂日本政壇延續數十年的政治傳統。對外，財政、安保政策的激進轉向，直接擾動日本國債市場，資本市場開始為日本政策不確定性重新定價。這場自上而下的激進變革，終結了日本戰後「低調守成、漸進調整」的治理常態，以激進姿態在日本政壇、金融市場與東亞地緣格局中連續破局，可謂步步冒進。

國內政治層面，「高市革命」最先衝擊的就是自民黨沿襲多年的派系政治生態。傳統自民黨內部，各大派系是權力分配的核心載體，重大法案、人事安排、財政預算，都需要派系之間達成共識。而高市早苗的施政邏輯，並不看重派系之間的利益平衡，很多政策決策繞過派系磋商，由首相辦公室直接拍板。此舉引發黨內元老群體強烈不滿，黨內裂痕不斷擴大。不少老牌政客擔憂，首相權力無約束地擴張，會消解戰後日本政壇形成的權力制衡機制，讓國家政策更多服從個人政治訴求，而非全社會的共同利益。

與此同時，日本龐大的官僚體系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戰後日本的行政體系中，各省廳官僚不只是政策執行者，更是政策的主要設計者。國家很多政策出自官僚部門長期調研打磨的方案，但高市政府多次直接推翻官僚機構提出的專業建議，要求官僚體系無條件服從首相的政治意志。行政官僚群體產生普遍抵觸情緒，政策落地過程中摩擦不斷。官僚體系的消極應對，也讓不少政策出現執行走樣的隱患，內政治理體系的內耗與動盪持續加劇。

狂飆突進推軍事改革

高市早苗打破舊有政治規則，背後有十分明確的政策目標，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加速日本軍事化進程，令軍國主義復甦風險抬升。在安保領域，她執意擺脫戰後和平體制的束縛，大幅抬升防衛預算、提前實現防衛費佔GDP 2%的目標、推進修訂安保戰略文件，全力推動日本防務能力擴張與武器出口解禁。

不同於往屆日本政府小心翼翼、循序漸進的安保調整，高市早苗拋棄漸進路線，以狂飆突進的節奏推動軍事改革，不再等待社會、國會、黨內各方充分達成共識。但這套激進的安保議程，也在日本國內造成嚴重社會撕裂。

支持高市路線的保守勢力認為，舊體制束縛日本發展，應當打破桎梏，強化所謂「國家安全」。但在野黨、普通民眾則提出尖銳批評。批評聲音認為，首相權力過度集中，會侵蝕民主制衡；不斷膨脹的軍費開支，會擠壓社會保障、民生福利的財政空間，讓普通民眾承擔軍事擴張成本。

軍費擴張致財政惡化

日本國內的分歧，僅是這場「革命」帶來的其中一層矛盾，更大的衝擊已擴散到經濟金融領域，也就是《金融時報》文章重點剖析的債券市場風險，而軍事擴張帶來的地緣對立，更讓日本陷入四面承壓的被動局面。

高市政府大幅度提升防衛開支，同時又不願削減民生領域的財政投入，雙重支出疊加之下，日本財政擴張的壓力急劇攀升。日本政府債務佔 GDP 比例超過200%，居全球主要經濟體首位，國債存量規模極其龐大。長期以來，日本依靠極低的利率環境消化巨額國債，維持財政運轉。如今防衛支出持續加碼，財政赤字壓力不斷走高，市場投資者不得不重新評估日本的財政風險與政策隱患。

國債市場出現明顯波動，交易員重新對日本主權資產定價。市場擔憂兩點，其一，持續擴張的財政支出會進一步擴大國債發行規模，債務規模持續膨脹；其二，剛性財政壓力推動日本央行調整貨幣政策。日本央行於2026年6月16日宣布將政策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從0.75提升至1.0厘，這是繼2025年12月以來再次落實加息，創下自1995年以來、近31年來的利率新高。與此同時，市場仍有進一步加息預期。一旦國債孳息率持續上行，日本政府的國債付息成本會驟然上漲，進一步惡化財政狀況，形成「軍費擴張—債務攀升—利率上行—財政惡化」的惡性循環。

境外布局導彈測試

日本近年正全面加速一場隱性的軍工供應鏈與戰術戰略布局。為支撐防衛擴張、擺脫關鍵資源受制於人的困境，日方近年積極尋求國際「關鍵礦產」合作。其核心鎖定稀土、稀有金屬等軍工原材料，意圖降低對華供應鏈的依賴，構築一條自主可控的軍工資源網。

在此戰略下，日本一方面深化與蒙古國的礦產合作，補足自身資源短板，另一方面聯合澳洲等資源大國，搭建跨區域的戰略礦產聯盟。此舉具有顯著的地緣政治針對性，本質上是為其軍事復興鋪路，推動資源層面的供應鏈多元化。

與此同時，日本正極力突破其國土狹小、缺乏戰略縱深的地緣硬傷。由於本土環境無法進行遠程導彈與新型武器的全射程測試，嚴重制約軍工技術的迭代升級。為此，日本與澳洲達成軍事合作，已在澳洲完成12式反艦導彈實彈試射，同時敲定框架，未來可在當地開展自研遠程攻擊導彈測試。這種「境外測試、跨國連動」的新模式，標誌着日本軍事活動已衝破本土束縛，其區域軍事干預與遠程威懾能力正持續升級。

干擾東亞地緣平衡

高市內閣上台後，日本加速推動軍事擴張，除深化日美同盟外，還與澳洲、菲律賓等國構築多邊軍事聯動體系。隨着日本逐步放寬武器出口限制、追求遠程進攻能力，其政策已大幅偏離戰後「專守防衛」原則，衝擊二戰後的國際安全秩序。這一戰略轉型嚴重干擾東亞地緣平衡，導致區域局勢驟然緊張。中、俄、朝等周邊國家已紛紛採取反制措施，對日形成全方位制衡。高市內閣推行的強硬軍事路線，正在將日本自身推向四面樹敵的戰略困局。

新聞鏈接｜日研恢復「大佐」等舊日軍軍銜稱呼

據日媒今年4月報道，日本防衛省內部研討調整自衛隊官銜名稱的構想，調整後部分稱呼與舊日本帝國軍隊存在重合，引發日本民眾擔憂和質疑。《讀賣新聞》指出，這是自1954年自衛隊成立以來，首次計劃大幅修改官銜名稱。報道稱，該構想計劃於本年度內向國會提交自衛隊法等相關修正草案，調整主要針對準尉以上幹部（包含少尉、中尉、上尉以上）。其中，陸海空自衛隊最高指揮官「幕僚長」改稱為「大將」，其餘將官統一為「中將」，將「一佐」改為「大佐」，同時將「二佐」改為「中佐」，「三佐」改為「少佐」等。

新華社指出，日本民眾就此更名方案爭議頗大，有網民質疑為何重用「大佐」等舊日本帝國軍隊的軍銜名稱。亦有網民認為，更改稱呼的本質是政府右傾政策的體現。研究現代戰爭、國際裁軍法等的日本資深軍事撰稿人木村和尊（Kimura Kazutaka）更直接將此次更名稱為「愚策」。

日本立命館大學亞洲與日本研究機構研究員角田燎指出，戰後陸上自衛隊長期有意識地與舊日本帝國陸軍劃清界限。而此次更名，日本社會是否會如政府所稱，僅將其視為「喚起對自衛隊尊重」的一種方式，令人懷疑。

匯觀世界｜日謀軍事大國地位存巨大隱患

文/裴軍運

高市早苗一系列政策舉措，不僅深刻改變日本國內政治生態，更對二戰以來確立的戰後國際秩序形成直接挑戰。日本試圖掙脱歷史約束與戰後體制的束縛，倚靠美日同盟的庇護，四處拓展外部聯繫，布局資源與軍事據點，執意謀求軍事大國地位，在亞太刻意製造地緣對立，這一動向已經引發東亞各國強烈的安全憂慮。

英國《金融時報》題為《The Takaichi revolution》（高市革命）的文章，點破這場變革的深層矛盾：日本政界推動的激進變革，正面臨龐大政府債務、脆弱財政體系與成熟資本市場的硬性制約。戰後日本的協商政治體制雖效率有限，卻是重要的風險緩衝閥，能制衡過激的政策冒進。高市早苗刻意繞開體制內的各類制衡，強行推動右翼政治與軍事議程，使得政治野心、軍事擴張的訴求，與經濟財政的客觀現實發生尖銳碰撞，內外矛盾不斷積累。

所謂「高市革命」絕非單純的日本內政調整，而是右翼勢力謀求突破戰後體制的戰略冒進。日本的軍事擴張、境外軍事布局，高度依附於美日同盟。這條路徑暗藏多重致命風險：日本的外交與安全戰略將持續被美國綁架，難以實現真正的戰略自主；軍備擴張帶來的沉重財政負擔、地緣對抗引發的地區衝突風險、潛在的經濟金融危機，最終都要由日本獨自承受。

歷史已經反覆昭示，窮兵黷武只會帶來災難，刻意挑戰國際秩序、製造地區緊張，終將反噬自身。

（來源：香港文匯報A22：專題 2026/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