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春迎丨登頂「全球第一」之後，粵港澳大灣區還缺什麼？

世界第一當然值得慶祝，但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而言，真正值得討論的或許恰恰不是「第一」，而是第一之後怎麼辦！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發布的全球創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繼續位居全球首位。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過去十多年，中國最密集的科技企業、最活躍的製造業供應鏈、香港最國際化的大學體系和資本市場，以及廣州雄厚的科研與產業基礎，事實上已經在珠江口兩岸形成一個全球罕見的創新經濟帶。

但排名也容易製造一種錯覺：彷彿創新能力排名第一，就意味着創新經濟已經排名第一。事實上，兩者之間仍有相當長的距離。

如果把視野從專利、論文和風險資本交易進一步拉到企業層面，一個更值得追問的問題隨之出現：為什麼全球創新資源最密集的地區之一，還沒有形成與其創新能力完全匹配的世界級科技企業群？為什麼大量優秀科研成果仍然停留在實驗室、技術轉移或者早期融資階段？為什麼香港擁有世界一流大學、國際資本市場和成熟專業服務體系，卻長期面對科研強、產業轉化不足的結構性矛盾？

這些問題比「全球第一」本身更重要！因為大灣區下一階段的競爭，已經不再是能不能創新，而是能不能完成從知識創造到技術創新、從技術創新到產業形成、從產業形成到企業成長，再從企業成長到全球資本配置的完整躍遷——這也恰恰是香港下一輪經濟增長必須回答的問題。

一、一個排行榜背後，是全球創新競爭規則的變化

首先需要理解，「深圳‑香港‑廣州」為什麼能夠成為一個創新集群。

這三個城市並不屬於同一種經濟形態。深圳的優勢來自企業，華為、騰訊、大疆、比亞迪以及大量專精特新企業，構成了高度市場化的技術創新和工程化體系，一項技術從概念到樣機、從樣機到供應鏈、再從供應鏈到規模生產，在這裏可以被迅速壓縮；廣州的優勢更多來自科研、醫療、高校以及完整的產業腹地，汽車、生物醫藥、先進製造等產業經過多年積累，形成了另一種創新基礎。

香港則完全不同。它沒有深圳那樣龐大的製造業，也沒有必要重新建立一套珠三角已經非常成熟的工業體系。香港真正稀缺的是國際化大學、全球資本、普通法制度、知識產權保護、自由資金流動以及連接全球投資者和專業機構的能力。

因此，深港穗的意義並不是三個強城市簡單相加，真正有想像力的地方，在於三個城市恰好擁有創新鏈條上不同、甚至互補的能力——這實際上代表着全球城市競爭邏輯正在發生變化。

20世紀的城市競爭，很大程度上是爭奪港口、工廠、總部和人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之後，競爭逐漸轉向大學、人才、資本和科技公司；而進入AI時代之後，城市競爭很可能進一步演變為創新網絡之間的競爭。

矽谷真正難以複製的從來不是某一家公司，也不是史丹福大學，而是一個持續運轉幾十年的創新循環：大學產生人才和技術，風險資本承擔早期風險，企業把技術變成產品，資本市場為企業提供規模化資本，成功創業者和工程師又帶着資金、經驗和網絡進入下一輪創業。

因此，世界第一真正給大灣區提出的問題，不是還有多少專利可以申請，而是：深港穗能不能從「創新資源集群」進一步進化為「創新循環系統」？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能力！

二、大灣區真正缺的不是創新，而是把創新變成大企業的能力

過去幾十年，中國科技創新最顯著的變化，是解決了從「缺少創新資源」到「擁有龐大創新資源」的問題：研發投入持續增長，高校和科研機構不斷擴張，工程師數量龐大，製造業體系完整，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也經歷了快速發展。

今天再討論中國有沒有創新能力，本身已經有些落後於現實，真正的問題正在向下一個階段轉移：一篇論文不會自動成為產品，一項專利不會自動形成收入，一家擁有優秀技術的初創企業也不會自然成長為一家千億市值公司。

從實驗室到資本市場，中間存在一條漫長而危險的價值鏈。技術需要經過中試，需要找到應用場景，需要建立供應鏈，需要獲得第一批客戶，需要完成產品迭代，需要形成組織能力，還需要一輪又一輪資本支持。企業即使成功上市，也只是獲得了進入另一個競爭階段的門票；此後還需要通過融資、併購、全球化和產業整合不斷擴大規模。

中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關注的是「科技成果轉化率」，但今天這個概念可能已經不夠了，我更願意把它稱為創新資本化能力——這裏所說的資本化，並不是把科技企業包裝上市，更不是短期炒高估值，而是讓知識最終轉化為能夠持續創造現金流、利潤、就業和全球競爭力的企業資產。

如果一個地區每年擁有大量論文和專利，卻很少產生世界級公司，它依然只是一個強大的科研中心；只有當技術能夠不斷進入企業、企業能夠不斷做大、做大的企業又能夠反哺研發和下一代創業，這個地區才真正形成創新經濟。

因此，大灣區在成為全球創新集群第一之後，需要建立另一套更苛刻的評價體系：不僅看產生多少專利，還要看多少專利形成收入；不僅看成立多少初創公司，還要看其中多少能夠活過五年、十年；不僅看有多少獨角獸，還要看多少獨角獸最終成長為擁有全球競爭力的上市公司；不僅看一年完成多少融資，更應該看十年之後留下了多少具有長期價值的企業。

創新的最終產物不是專利而應該是生產率，不是融資額而應該是企業，這正是全球第一之後最難的一道題。

三、香港的問題，恰恰出現在「科研之後」

把這個問題放到香港身上，會看得更加清楚。

香港並不缺大學。在一個人口只有700多萬的城市裏，擁有多所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大學，本身已經是一項極其稀缺的資產。香港在生命科學、人工智慧、機器人、材料、醫學等領域擁有相當強的科研基礎，也能夠持續吸引國際學者和研究人才。

香港真正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是大學之後怎麼辦：教授完成了一項研究，下一步誰來承擔產業化風險？科研團隊成立了一家公司，誰幫助它找到第一批客戶？企業完成A輪融資之後，在哪裏進行規模生產？當它從一家技術公司成長為產業公司時，如何建立供應鏈、組織能力和國際銷售網絡？當它需要十億甚至幾十億港元資本進一步擴張時，又通過什麼渠道獲得長期資本？

這恰恰解釋了為什麼香港擁有世界級大學，卻長期沒有形成與大學科研實力相匹配的科技企業密度。

香港過去最成熟的經濟循環是另一套體系：全球資金進入香港，金融機構完成配置，企業通過香港上市融資，專業服務機構提供法律、會計和交易服務。這套體系非常成功，卻主要服務於已經成長起來的企業。

今天香港面臨的任務，是把自己的金融能力向企業生命週期更早的階段延伸，這也是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以及近年各種創科基金真正應該承擔的歷史任務。它們不能只是增加實驗室面積，也不能簡單變成又一輪產業園建設，香港過去並不缺「園區」概念，真正缺的是能夠把大學、企業、產業資本和國際市場連接起來的制度性基礎設施。

如果只是把科研機構、創業公司和基金搬到同一片土地上，那只是空間上的聚集；只有當技術、人才、數據、資本和產業需求能夠高效率流動，才是真正的創新生態。

四、香港需要重新定義自己的金融中心角色

這也引出了一個看起來與創新無關、實際上極為重要的問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下一階段究竟應該為誰服務？

過去香港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功能，是幫助內地企業連接國際資本。這項功能不會消失，但已經不夠。如果香港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那麼金融中心和創科中心就不能繼續作為兩套彼此獨立的政策體系存在。

金融必須成為科技產業化的基礎設施。一家科技企業從實驗室走向全球市場，需要的不只是風險投資，它還需要股權資本、債務融資、併購工具、產業基金、知識產權融資、上市平台、全球資產管理機構以及長期機構投資者。恰恰在這些領域，香港擁有大灣區其他城市很難完全複製的優勢。

因此，香港資本市場下一階段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從「企業上市的終點」向「企業成長的全過程」延伸，這一點尤其重要。

過去我們常常把IPO看成一家企業成功的標誌，但真正研究過大量上市公司之後就會發現，IPO只是企業成長過程中的一個節點。

上市公司本身其實是一種生產資料，它不僅是一張股票代碼，而是一個能夠持續組織資本、產業和社會資源的平台。一家優秀上市公司可以融資，可以併購，可以進行股權激勵，可以建立國際信用，可以吸引全球人才，也可以通過資本市場整合上下游產業。美國大量科技巨頭之所以能夠不斷擴張，並不是因為上市之後停止融資，而恰恰是因為它們學會了利用資本市場繼續成長。

如果香港能夠把這種能力前移，與大灣區科技創新體系連接起來，那麼香港資本市場服務的就不再只是成熟企業，而是整個創新生命週期。屆時，香港交易所的意義也會發生變化，它不僅是一個證券交易場所，更可能成為大灣區科技企業從區域公司成長為全球公司的關鍵基礎設施——這才是金融中心與創科中心真正意義上的融合！

五、深港穗最有價值的不是分工，而是形成一個閉環

現在討論大灣區創新，一個流行說法是「香港科研、深圳轉化、廣州製造」。這個說法抓住了一部分事實，但也容易把一個複雜生態簡單化成一條流水線。

真正成功的創新系統並不是單向的。假設香港一所大學產生一項新的AI醫療技術，它可以在香港完成基礎研究，通過河套進入跨境研發和臨床驗證，在深圳尋找工程團隊和科技企業，在廣州連接醫院和產業資源，再通過珠三角製造體系完成硬體和供應鏈建設，最後回到香港進行國際融資、知識產權布局和全球市場拓展。

如果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以後獲得的新數據、新需求和新問題，又重新反饋給香港、深圳和廣州的大學與研發機構，那麼一條真正的循環才算形成：科研產生技術，產業驗證技術，資本放大企業，全球市場檢驗產品，市場反饋再推動下一輪科研，而決定一個創新集群長期競爭力的恰恰就是這個循環的速度。

從這個角度看，深港穗最大的障礙也逐漸清晰：三座城市的優勢已經存在，但這些優勢之間仍然存在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科研資金如何跨境使用，數據如何在安全前提下流動，科研人員如何更方便往返，知識產權如何確權和交易，企業如何獲得跨境融資，港深兩地的產業基金如何協同，大學教授和科研人員如何參與創業並獲得長期激勵，這些看似細碎的制度問題，最終決定的卻是整個創新系統的運行效率。

大灣區真正需要突破的並不是再制定一份宏大的產業規劃，而是不斷降低這些連接成本——創新資源越豐富，連接成本的重要性反而越高，因為當每個城市都已經擁有大量優秀資源以後，邊際價值最大的往往不再是繼續增加資源，而是讓已有資源發生更高頻率的組合。

六、AI正在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緊迫

如果沒有人工智慧，大灣區或許還有更長時間完成這種轉型。

AI改變了時間表。過去，科技競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知識和技術的稀缺程度，一個研究團隊掌握某種特殊演算法，一家公司擁有一項獨特工程能力，就可能形成多年領先優勢。

但生成式AI正在迅速降低一部分知識生產和技術開發的門檻：編程、設計、研究、材料發現、藥物篩選乃至部分科學研究本身，都開始被AI重新組織。未來幾年，我們很可能看到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現象：技術產生的速度越來越快，而把技術變成產業的能力反而越來越稀缺。

當模型越來越普及、演算法越來越商品化，真正稀缺的可能逐漸轉向真實產業場景、專有數據、供應鏈、客戶、能源、資本以及組織執行能力。

這反而強化了大灣區的比較優勢。這裏擁有全球罕見的製造業密度，有新能源汽車、電子、機器人、生物醫藥、消費電子、金融和物流等大量真實場景；擁有龐大的工程師和企業家群體；同時又擁有香港這一國際資本和全球市場接口。

因此，大灣區在AI時代最值得爭奪的並不一定是「擁有多少個基礎大模型」，更重要的應該是「能不能成為全球最大的AI產業化試驗場」：一家製造企業透過AI把良率提高幾個百分點，一家醫院透過AI提高診斷效率，一座污水處理廠透過演算法降低能耗，一家物流企業透過智能調度降低成本——這些變化看起來沒有基礎模型發布那麼轟動，卻可能真正轉化為GDP、企業利潤和資本回報。

如果未來數以萬計的大灣區企業都經歷這種變化，AI帶來的就不再是一個科技產業，而是一輪生產函數的重構，這才可能成為香港乃至整個大灣區下一輪經濟增長真正具有數量級意義的變數。

七、香港下一輪增長可能就藏在「連接」二字裏

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成功，本質上一直來自連接：它連接中國與世界，連接儲蓄與投資，連接企業與資本，也連接兩種市場和兩套制度。

今天世界正在發生變化，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美科技競爭加劇，資本更加重視安全與制度確定性，人工智慧又在重新定義產業競爭。因此，香港過去的連接方式因此必須升級：過去主要連接的是資金和貿易，未來更需要連接的是技術、產業、資本和全球市場。

這也意味着，對北部都會區、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評價標準不能只是投入多少資金、建設多少平方米科研空間、引進多少機構，而應該看它們最終能否縮短一家科技企業從實驗室到產業、從香港到深圳、從大灣區到全球市場所需要的時間——如果原來需要十年，能否縮短到五年？如果一家香港大學孵化的企業過去必須離開香港才能完成產業化，未來能否留在大灣區完成整個成長過程？如果一家深圳科技公司過去必須等到足夠成熟才能進入香港資本市場，未來香港資本能否在更早階段參與其成長？……這些問題最終決定香港所謂「國際創科中心」究竟是一項政策目標，還是一種新的經濟結構。

結語：真正值得爭取的，並不是「下一次排名第一」

「深圳‑香港‑廣州」成為全球第一創新集群，是大灣區過去多年積累的結果，但對於一個已經站到世界前列的地區而言，繼續證明自己擁有創新能力的意義正在下降，更困難的任務是證明這種創新能夠持續轉化為生產率、企業利潤和世界級公司。

因此，我更希望十年以後人們回頭評價今天的大灣區時，談論的不只是它連續多少年位居某個創新排行榜第一，而是這裏誕生了多少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企業，有多少大學科研成果完成了商業化，有多少中小企業成長為百億、千億乃至萬億市值企業，又有多少中國科技公司透過香港走向全球。

如果一定要給大灣區下一階段的發展尋找一個核心指標，我認為不是專利數量，也不是科研經費，而應該是：把創新轉化為長期價值的效率。

香港恰恰處在這條價值鏈最關鍵的位置。它沒有必要成為另一個深圳，也不應該試圖複製矽谷，香港真正不可替代的競爭力，是把大灣區已經非常強大的科研和產業能力，與全球資本、全球人才、全球規則和全球市場連接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第一並不是答案，它只是把一個更大的問題擺到了香港面前：當大灣區已經成為全球最密集的創新集群之一，香港能不能成為那個把創新轉化為全球價值的關鍵節點？

如果這個問題能夠回答好，香港找到的就不只是創科產業的新機會，而可能是繼貿易、航運、金融之後，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新邏輯！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