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上織衣掙錢樓下洗腎續命 廣州「腎友工廠」助血透病患重拾生活底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廣州報道)廣州地鐵長湴站旁,一棟不起眼的四層小樓裏,血液透析中心與服裝廠相依共生。樓板上下,透析機低沉的嗡鳴與縫紉機持續的嗒嗒聲終日交織;數十雙黑瘦的手臂,在兩種器械之間來回轉換——上樓織衣換錢,下樓洗腎續命。五十多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尿毒症患者,相聚在寶樹堂這棟小樓,依託「以工養醫」模式,憑雙手重新拾起生活的底氣與尊嚴。
尿毒症患者小蘇認為,這裏是「最好的地方」。兩年前,她告別家鄉與三個孩子來到廣州,從零開始學習製衣。她將對兒女的思念、對未來的期盼縫進一針一線,靠着勞動獲得收入、贏得獨立。她說,「我要活成自己的太陽。」
寶樹堂二層、三層是門診部和血透中心,四層為服裝廠,一樓配套食堂、休息接診區,整棟小樓自成一方天地。清晨七八點,車間熱鬧起來,幾十台縫紉機嗒嗒作響,工價幾毛、一塊的衣物慢慢在身邊堆成小山,堆出一筆筆透析費用和日常開銷。在這裏,大家都是腎友,不必再費心藏起手臂上因透析而蜿蜒凸起的血管瘺口。他們可以像普通人一樣拚命工作,到點就下樓透析,在「工人」和「病人」兩種身份之間來回切換。
縫進向日葵裏的思念與倔強
血透中心內,五十餘台透析機運轉不停,代替受損腎臟濾除患者體內的代謝廢物與多餘水分。一周三次,每次四小時,尿毒症患者就這樣維持身體運轉直至生命盡頭。透析前,小蘇總會在包裏備好熟雞蛋與棒棒糖,以備低血糖應急。「能掙錢養活自己,做透析就在樓下,我覺得沒有比這更好的地方了。」服裝廠為腎友們提供食宿,小蘇每月大約能掙到3,000元(人民幣,下同)。收入不算豐厚,但足以讓她不再向丈夫伸手要錢——對方已經另找了伴侶,這份工成了她實現獨立的全部底氣。
做工間隙,小蘇時常點開手機監控畫面,鏡頭是離家前她裝在老家院子裏的,想孩子時就看看,一天要看好幾遍。母子隔空聊了幾句,小蘇明顯感覺到孩子們的害羞拘謹,「可能還是不經常在一起。」她輕嘆說,有一次電話裏,她詢問不到八歲的小女兒是否想念媽媽,孩子一句「想也沒用」,讓她滿心酸楚。
無處安放的思念,被她縫進衣服裏。她設計了一款印花T恤:一株盛放的向日葵旁,環繞三朵含苞的小花,恰似孩子簇擁着母親,生機勃勃。小蘇說,向日葵永遠向陽而生、逐光而行,而她希望,「活成自己的太陽」。
重新奔跑 以全新節奏向前去
18歲的李李曾經跑得很快,初一校運會就拿了長跑第一。她迷戀跑完微微出汗的感覺,也不覺得累。然而三年前,初中剛畢業,尿毒症就截斷了她的跑道,嚴重時連走路都疲累不堪。那時才15歲的她是透析室裏最年輕的病人,「還那麼小、真可憐」的眼神和議論從四處投來,刺得她很不舒服,漸漸地,她減少了社交,成日縮在出租屋裏。
老家透析條件有限,聽說廣州有一處「腎友工廠」,不忍看女兒一直痛苦,媽媽決定帶她過來,「哪怕是假的,也要來試一下。」廠裏的腎友大多抱着不服命運的韌勁,很少自怨自艾,潛移默化中,李李慢慢變得開朗鬆弛。大家親切喚她「小妹」,曾經深陷絕望的少女,終於不再覺得前路被病痛封死。這名曾在跑道上飛奔的女孩,以全新的節奏,一步步向前走去。
持續虧損 創辦人:盡力堅持
這家民營血透中心的創辦人謝強,曾在廣州一家公立三甲醫院工作。長期接觸病患,他察覺到尿毒症群體除常年受疾患困擾外,還時常遭到社會、家庭雙重邊緣化,普遍存在嚴重心理困境,「這比病痛更難熬。」
他曾邀請心理專家為患者進行疏導,但收效甚微。後來他留意到,兩名從事網約車工作的患者精神狀態明顯更好 —— 穩定的工作與收入,讓他們持續感受到自身的社會價值。謝強由此開始探索患者就業出路,起初四處託人為患者介紹保安、保潔、電工等崗位。然而受年齡、身體條件制約,大量患者難以進入常規職場。2023年,他在自己創辦的血透中心樓上建起了服裝廠,由此開啟了「以工養醫」的現實試驗。
但實際上,這個工廠創辦後就一直舉步維艱—缺乏訂單,效率難與市場競爭,幾年下來虧損已超四百萬元。即便如此,親眼見證工廠切實改變眾多腎友生活狀態的謝強,始終不願輕言放棄。他不滿足於眼前的一隅微光,更有着長遠的行業暢想。
截至2025年底,中國內地登記在冊的透析患者已超130萬,這一特殊群體大多深陷「因病失業、失業致貧、貧病交加」的惡性循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份踏實的收入,是幫助他們掙脫困境、重拾人生尊嚴與生存價值的關鍵。謝強想着,倘若全國各地都能結合當地產業特色,落地類似的「以工養醫」幫扶模式,便能惠及更多困境透析患者。為此,他願意躬身探索,為這套特殊的幫扶模式打磨成熟經驗、摸索可行路徑。
如今,建廠之初設定的三年試行期限日漸臨近,談及持續的虧損壓力,謝強沉默了一會,「只要虧得不多,我都會堅持下去。」
搏命做工掙活路 最恐懼失去收入來源
午晚班交接的間隙,陳春鳳匆匆扒完飯,便坐回到縫紉機前。裝線、縫紉,每道工序都麻利得很,讓人很難察覺到,她的右手其實只剩大拇指和食指兩根指頭,卻沒有拖慢半分速度。
55歲,腎衰竭四期,陳春鳳離透析治療僅一步之遙。來寶樹堂之前,她就做了幾十年製衣工,早就查出高血壓、肌酐高等問題,可一心忙於生計,始終沒有放在心上。直到2023年母親確診尿毒症,還因臨時插管感染險些危及生命,她才真正重視起來:「得了尿毒症就像坐牢一樣,讓你到哪裏都不自由。」
生病之後被工廠拒之門外、失去收入來源,是她內心最大的恐懼。眼看母親從腎四期進展到透析只用了三個月,陳春鳳滿心焦灼:「萬一我自己也要透析,往後該去哪裏討生活?」那段時間,她反覆在網上搜索「助殘就業」「腎病透析如何維持生計」,幾經輾轉,找到了寶樹堂。
「只要在幹,總是有一份收入」
「我比任何人都要勤快。」為了掙一條活路,她早上七點半到崗,晚上十點半收工。「腎友工廠」氛圍相對寬鬆,員工身體疲累可隨時停下休息,但陳春鳳幾乎不肯歇工,就連放假也守在車間。「哪怕一天只掙50塊,我的賬戶也是往上漲的。掙錢我就好高興。只要在幹,總是有一份收入。」
每個月,陳春鳳雷打不動給母親轉一千塊,兄妹幾個輪流分擔照護,誰也沒推脫過。妹妹心疼她隻身打拚不易,身體又不好,勸她「少給一點,自己以後都沒人幫。」說到這裏,眼淚倏地湧了上來,掉在縫紉機枱面上。她騰出手大力擦掉,又按回布料上縫起來:「父母養我們長大,再難都沒說不養,我現在還能掙錢,肯定要盡自己的一份力。」
陳春鳳做工搏命在廠裏出了名,創辦人謝強有時也「看不下去」,提醒她注意休息。「我是自願的。給機會讓我這麼努力,我已經很感恩。」雖然聲音仍有點哽咽,但她眼裏卻透着光亮:「為什麼病了就要死不活的?病了我還能掙錢,多好!」說話間,她手上的活兒從來沒停過。
特稿|離開的與回來的 工廠裏的命運流動
記者相隔一個月的兩次採訪之間,就有約20名腎友因各種緣由離開或暫別。去留之間,是一個個個體真實的命運流轉。
小楊來自雲南邊境縣域,父母早早離世,他從小跟隨哥姐長大,靠務工、種地維持生計。35歲正值壯年,他被確診尿毒症,「天塌下來了,想死的心都有。」 最初他以為這便是絕症,甚至向醫生提出放棄治療。直到在透析室見到許多處境相同的病友,才慢慢解開心裏的死結。不願長期拖累親人,小楊輾轉來到這家「腎友工廠」謀求生存。在這裏,他最深的感受是被接納與包容,大家同為腎友,彼此沒有隔閡,交到朋友之後,人也開朗許多。
但並非每位腎友都會在這裏長久立足。血透中心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患者的透析費用,因此尿毒症患者是各家血透機構爭相爭取的「客源」,部分機構選擇直接給患者發放補貼,甚至線下「挖角」。謝強說,近期流失的員工中,就有一部分轉而選擇了「直接拿錢」的機構。但在小蘇看來,這筆賬實則並不划算:「雖說每月能拿到一兩千補貼,但透析、吃住都要開銷,還要重新找工作,不能只盯着眼前這筆錢。」
也有「回頭客」。盛夏悶熱的廠房裏,所有人都穿得隨意,只有張小豪(化名)一身長袖襯衫西褲,打理得整整齊齊——這已是他第三次回到這裏。患病前,他在夜場上班,喜歡運動,「穿西裝打領帶,走在街上回頭率很高。」現在,175高的個子體重掉到只有一百斤左右,面容憔悴,失眠焦慮,心理落差巨大。他覺得做衣服「沒盼頭」,反覆離開,但出去又處處碰壁,如此已經三進三出。他依然穿着長袖襯衫把身體遮住,心裏還放不下以前的日子。
有人奔赴而來,有人轉身離去,這間小樓見證着腎友們與命運博弈的不同選擇,也照見「以工養醫」模式現實而複雜的一面。
是非與期盼:授人以漁 亦盼多方托舉
「我只是給他們一個平台,願意努力的就來,要走的我也不留。」寶樹堂創辦人謝強很早就投身公益,始終信奉「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除製衣崗位外,工廠的司機、保潔等崗位也向腎友開放。他曾把麵包車以一元錢租給一名腎友司機,由對方承接病人接送業務,全部收入歸司機個人所有。今年工廠還新開闢直播業務,鼓勵腎友參與產品設計,憑業績獲取提成。在謝強看來,直接給錢的幫扶治標不治本,創造就業崗位的項目式幫扶,才具備更長久的價值。
隨着「腎友工廠」走入公眾視野,讚譽與質疑接踵而至。「我就是個退休老頭,對這些都沒興趣。」訪問中,他并不迴避現實考量,坦言推動患者就業,客觀上能夠穩定血透客源 —— 患者擁有穩定收入,才能持續接受透析治療;但心底同樣存有惻隱,「當我了解到還有這樣一群處境艱難的人,就覺得有義務伸手幫一把。」
「腎友工廠」引起社會關注後,各方援助漸漸匯聚,虧損情況逐月收窄,讓謝強重新看到曙光。如今他仍在四處奔走對接訂單,希望拿下長期穩定貨源,同時期盼能夠獲得資金、場地、水電等方面的政策扶持。「現在不好說是對還是錯,但做這件事我能幫到的人,遠比在醫院工作時要多得多,我覺得這點還是有意義的。」謝強如是說。
(來源:香港文匯報A07:專題 202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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