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春迎丨香港為什麼突然向全球基金經理「降稅」？一場「全球資本配置權」爭奪戰已經打響！

一場看不見硝煙的金融中心爭奪戰，正在亞洲加速升溫。

2026年6月，香港特區政府刊憲《2026年稅務修訂條例草案》，進一步優化私募基金、家族投資控股工具及附帶權益的稅務優惠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是擴大可以享受優惠待遇的基金和投資範圍，並優化基金經理通過投資業績獲得收益的稅務安排，且政策目標非常明確：吸引更多基金和家族辦公室在香港設立和發展。

如果僅僅從財政角度理解，這似乎有些令人費解。香港本身已經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中稅制相當簡單、整體稅負較低的經濟體之一，為什麼還要繼續向基金行業「降稅」？

答案很快從新加坡傳了回來。香港稅制改革方案推進後，新加坡金融管理部門開始與資產管理機構討論進一步提高本地基金行業稅務和經營成本競爭力的問題。部分基金管理人士擔心，香港新的政策可能重新吸引國際投資經理和投資團隊向香港遷移。

這件事情因此已經不再只是香港的一次稅法修改，它標誌着亞洲兩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間的競爭，正在從過去的銀行、IPO、財富管理和家族辦公室競爭，進一步進入爭奪基金公司、基金經理和全球資本管理權的新階段。

我認為，這才是此次香港基金稅制改革最值得關注的地方。香港真正希望通過稅收優惠吸引的並不僅僅是一筆資金，也不僅僅是一家基金，而是控制這些資金如何配置的人。換句話說，香港正在用稅制改革爭奪全球金融體系中最稀缺的一種資源——資本決策權。

一、為什麼偏偏是基金經理？

過去談國際金融中心，人們習慣看幾個指標：有多少家銀行，有多少上市公司，一年的IPO融資額是多少，股票市場成交額有多大。

這些指標當然仍然重要，但全球金融產業已經發生了一個深刻變化：資本管理正在從傳統銀行體系越來越多地轉向專業資產管理機構。

養老金、保險資金、主權財富基金、家族財富以及各種機構資金，並不會全部自己進行投資，而是交給專業機構管理。與此同時，私募股權、對沖基金、風險投資、私人信貸、基礎設施基金以及其他另類投資迅速擴張，使基金管理行業逐漸成為現代金融體系非常重要的資本配置中樞。

結果是一個過去不那麼明顯的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全球金融中心真正應該爭奪的，究竟是「錢」，還是「管錢的人」？

我認為答案越來越清楚。錢當然重要，但管理錢的人更加重要，因為資本具有極強的流動性。一隻設在香港的基金，資金可能來自中東主權財富基金、歐洲養老基金、美國大學基金、東南亞家族財富或亞洲機構投資者，它最終投資的資產也可能遍布全球。

所以資金本身不一定真正屬於香港，但是如果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投資委員會在香港，研究團隊、交易團隊在香港，最終決定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美元資本投向的人也在香港，那麼香港得到的就完全不同——香港得到的不只是資本流量，而是資本配置能力。

這就是為什麼此次香港稅改把基金經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對於一般僱員而言，收入主要來自工資和獎金；但是對於全球頂級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和其他另類投資機構的核心投資人員來說，與長期投資業績掛鈎的收益分成往往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所謂carried interest，本質上就是基金管理團隊根據基金投資表現分享投資成果的一種機制。因此，哪個金融中心能夠為這種收入提供更具有競爭力、更加清晰和更加穩定的稅務環境，就會直接影響頂級基金經理選擇在哪裏生活、在哪裏工作、在哪裏組建投資團隊。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此次稅改真正降低的並不僅僅是稅率，它降低的是國際基金把資本決策中心放在香港的制度成本。

二、一個基金經理背後，可能是幾十億美元資產和一條金融產業鏈

為什麼香港願意為這些高收入金融人才提供更具有競爭力的稅務安排？因為金融人才的經濟價值與一般人才完全不同。

一家製造企業落戶香港，需要辦公室、員工、供應鏈和生產設備；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的核心資產，很可能就是幾十名甚至幾名頂尖投資人員，但這幾十個人管理的資產可能達到幾十億美元、幾百億美元甚至更多。

假設一家管理100億美元資產的國際基金把亞洲總部設在香港，它給香港帶來的絕不僅僅是幾十個高收入崗位。基金需要進行證券交易，於是產生券商和主經紀商業務；需要進行資產託管，於是產生銀行業務；需要使用衍生品進行風險管理，於是增加交易所和做市商業務；需要法律架構，於是產生律師業務；需要審計、稅務和基金行政服務，於是帶動會計師事務所、基金行政服務公司和專業顧問機構；需要研究亞洲企業，又會帶來分析師、研究員和數據服務機構。

如果基金進一步投資私人市場，還會產生企業融資、併購、私人信貸以及大量專業服務需求。所以一個優秀基金經理的遷移，往往並不是一個人的遷移，而是一整條資本管理產業鏈的遷移。

國際金融中心之間真正競爭的就是這種金融產業的集聚效應。一家基金來了以後，會提高交易量；交易量增加以後，券商和做市商就會願意增加投入；市場流動性改善以後，更多基金願意進入；更多資金進入以後，更多企業願意上市；優質企業增加以後，又會吸引更多國際資本，最終形成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金融生態。

因此，如果把香港這輪基金稅制改革理解為「為了幾個基金經理少交一點稅」，就完全低估了這項政策。香港真正計算的不是一個基金經理一年少交了多少稅，而是這個基金經理背後能夠給香港帶來多少資本、多少交易、多少機構以及多少金融產業增加值——這是完全不同的一本賬。

三、香港真正要改變的是「融資中心有餘而資本管理中心不足」

香港今天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資本市場之一，尤其對於中國和亞洲企業而言，香港長期承擔着非常重要的融資功能。

一家企業希望國際化，可以到香港IPO；一家內地企業需要境外融資，可以通過香港資本市場發行股票或者債券；國際投資者希望配置中國資產，也可以通過香港進入。因此，過去幾十年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最核心的功能之一可以概括為：幫助企業獲得資本。

但是下一階段，僅有這個功能是不夠的。一個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還必須擁有另外一種能力：管理全球資本。

這兩個概念看起來相似，實際上完全不同。融資中心的核心問題是「企業到哪裏拿錢？」，而資產管理中心的核心問題則是「全球的錢由誰管理？在哪裏管理？最終投向哪裏？」。前者的核心主體是上市公司、投資銀行和交易所，後者的核心主體則是基金公司、資產管理機構、基金經理和長期資本。

香港過去的資本市場非常強，但在全球頂級基金總部、全球另類資產管理機構和部分資本決策團隊的密度上，與紐約、倫敦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同時近幾年又面臨新加坡、迪拜等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競爭。因此，香港下一步真正需要補上的不是另一個交易所，也不僅僅是更多上市公司，而是資產管理這一層。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基金稅制改革非常重要。

香港實際上是在嘗試把自己從一個「全球企業來融資的地方」，進一步升級為一個「全球資金來管理的地方」。一旦這兩個功能真正結合，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結構就會發生非常重要的變化。

四、為什麼香港不能只依賴IPO？

過去香港金融市場景氣與否，在很大程度上與IPO市場相關。IPO多的時候，投行忙、律師忙、會計師忙、券商忙，整個金融行業都非常繁榮；IPO減少以後，整個產業鏈都會明顯感受到壓力。

這種結構本身說明一個問題：香港金融產業對於一級市場融資活動仍然具有一定依賴，而一個更加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應該形成更多元的收入結構。

資產管理恰恰能夠提供這種穩定性。基金不是企業上市以後完成一次融資就結束了，而是長期存在、長期管理、長期交易。

一家管理100億美元資產的基金不會因為今年IPO數量減少就停止運營。它仍然需要尋找資產、調整投資組合、進行交易、風險管理、融資和資產配置。因此，資產管理產業越發達，整個金融中心對單一融資周期的依賴就越低。

更重要的是，基金行業本身還能夠反過來增強IPO市場，因為一個股票市場真正健康的基礎，並不只是有多少企業上市，而是有多少專業投資機構願意長期研究和配置這些企業。

這對於香港大量中小市值上市公司尤其重要。不少公司IPO的時候可以完成融資，但上市之後長期缺乏機構覆蓋，成交量不足，市場定價能力弱，最終形成低估值、低流動性和低機構參與度之間的循環。

如果香港能夠吸引更多國際資產管理機構、對沖基金、長線基金和另類投資機構長期駐紮，香港資本市場真正增加的不是一筆短期「熱錢」，而是一批持續進行資產定價的專業投資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基金稅改表面上是在發展資產管理業，實際上也可能成為改善港股市場投資者結構的一項重要基礎工程。

五、香港和新加坡爭奪的已經不是家族辦公室，而是亞洲資本管理中心

過去幾年，談亞洲金融中心競爭，人們最關注的是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家族辦公室之爭。

但我認為，這個階段正在過去，下一輪競爭會更加深入。真正決定亞洲金融中心格局的，不會是誰註冊了更多家族辦公室，而是誰能夠成為全球機構資本在亞洲的主要管理中心。香港此次基金稅改之所以值得關注，就是因為它開始直接觸及這個問題。

新加坡顯然已經感受到了壓力。英國《金融時報》今年7月報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經與投資機構討論如何進一步提高資產管理行業的稅務和經營成本競爭力，其中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業內擔心香港新的基金稅收安排可能推動部分投資經理重新考慮香港。

這件事非常有意思。一項香港的稅務政策還沒有完全實施，就已經促使另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研究政策回應，這恰恰說明香港此次改革觸及的不是一個邊緣政策，而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中非常敏感的核心變數。

但是香港與新加坡真正的競爭，絕不應該演變成一場簡單的稅率比賽。香港最大的優勢也從來不應該只是比新加坡少收幾個百分點的稅，香港真正獨特的地方，是能夠把資產管理和資本市場放在同一個生態中：基金可以在香港管理資金，同時投資港股；可以通過互聯互通配置內地資產；可以參與IPO和再融資；可以進行股票、債券、外匯和衍生品交易；未來還可以越來越多參與私人信貸、數字資產以及Tokenisation等新型金融產品——這才是香港真正應該建立的競爭壁壘。

新加坡具有強大的財富管理優勢，迪拜和阿布扎比背後擁有龐大的中東主權資本，紐約擁有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倫敦擁有深厚的全球金融網絡。

香港不可能僅僅依靠「低稅」戰勝所有競爭者，香港真正需要形成的是一種其他城市難以複製的組合能力：中國和亞洲資產供給、國際資本、全球基金經理、成熟資本市場以及國際化金融制度在同一個城市實現連接。如果這一組合形成，香港競爭的就不再只是亞洲金融中心第一還是第二的問題，而是在全球資本管理體系中重新確定自己的位置。

六、基金稅制改革本質上是一項金融產業政策

香港過去比較少使用「產業政策」這個詞來描述金融業。但是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次改革恰恰應該被看成一次金融產業政策。

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就是一家企業，基金經理就是這個產業最核心的生產要素，資產管理規模就是這個產業管理的經濟資源。基金產生的管理費、業績報酬、交易佣金、融資收入以及法律、審計、託管、數據和技術服務，則構成整個金融產業鏈創造的增加值。

如果這樣理解，就會發現香港此次稅改的財政邏輯其實很清楚。政府可能在某些環節少收了一部分稅，卻希望通過更具競爭力的制度換取更多資產管理機構、更多國際人才、更大的資產管理規模和更多交易活動。這不是簡單的「減稅」，而是以部分稅收讓利換取金融產業規模擴大。

所以判斷這項政策成功與否，不能只看財政少收了多少錢，真正應該觀察的是未來五到十年：

• 香港增加了多少基金管理公司？
• 增加了多少真正擁有投資決策權的國際資產管理機構？
• 增加了多少資產管理規模？
• 增加了多少國際基金經理和投資人才？
• 這些機構為港股帶來了多少新增交易量？
• 又帶來了多少私人市場、私人信貸、家族辦公室和專業服務業務？

如果這些數字能夠持續增長，那麼稅制改革產生的經濟價值可能遠遠超過直接減免的稅收。

七、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香港正在擴大「基金」的邊界

此次改革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重要方向，就是香港正在讓基金稅務制度適應全球資產管理行業的新變化。

過去，另類資產主要意味着私募股權，但今天已經完全不同。對沖基金、風險投資、私人信貸、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基金、數字資產、多策略基金以及家族投資工具正在不斷發展，尤其是私人信貸正在成為全球資本市場非常重要的新力量。

過去一家企業需要融資，要麼找銀行，要麼發行債券，而現在越來越多企業可以直接從專業基金獲得融資，這意味着資產管理行業正在逐漸進入傳統銀行過去佔據的領域。

與此同時，數字資產、Tokenisation、保險相連證券以及其他新的資產類別也不斷出現。如果香港的基金稅制只適用於傳統私募股權投資，顯然無法適應下一代資產管理行業的發展。

香港政府此次提出擴大基金定義、擴大合資格投資範圍以及優化相關稅務安排，背後的意義正是在於此。政府早在政策準備階段就明確提出，希望通過擴大「基金」定義、增加合資格投資類別及優化執行安排，把資產及財富管理市場推向下一階段。這實際上體現了一種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治理能力：不是讓金融創新遷就舊制度，而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讓制度跟着市場創新進行調整。

未來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迭代速度的競爭。

八、香港千萬不能把這場競爭打成「稅率戰爭」

對於香港基金稅改，我總體上持積極態度，但也必須看到一個風險：如果把政策成功簡單理解為「稅越低越好」，香港可能陷入一場沒有終點的國際稅率競爭，因為新加坡可以降，迪拜可以更低，其他城市也可以提供補貼。

如果國際基金選擇一個城市的唯一原因是稅率，那麼它同樣可以因為另外一個城市稅率更低而離開。真正能夠把資本和人才留下來的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稅率，而是一整個生態系統。

對於一家管理100億美元甚至500億美元資產的機構而言，基金經理稅率當然重要，但市場深度同樣重要，能不能找到世界級研究員和交易員很重要，監管是否穩定很重要，普通法制度是否值得信任很重要，資本能否自由進出很重要，有沒有足夠多可以投資的資產更重要。

因此，香港必須把稅改看成第一步，而不是終點：稅收優惠負責把基金經理吸引進來，資本市場負責讓他們有東西可以買，交易所和券商體系負責讓他們能夠高效交易，人才政策負責讓他們能夠建立團隊，私人市場和數字資產市場負責提供新的增長空間，法律、審計、託管和金融科技體系則負責讓整個產業長期留下來……

當這些因素組合起來以後，低稅才真正變成競爭力。否則，低稅只是一張可以被競爭對手輕易複製的牌。

九、下一場金融中心戰爭爭奪的是「全球資本配置權」

從更長時間維度看，我認為香港此次基金稅制改革最值得關注的並不是稅率本身，它背後反映的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邏輯正在發生一次非常重要的升級。

過去國際金融中心爭銀行，後來爭交易所、爭IPO、爭上市公司，再後來爭財富管理、爭家族辦公室，現在開始爭基金公司、爭基金經理、爭另類資產管理機構，但這些競爭繼續向下追問，最終爭奪的其實只有一樣東西：全球資本配置權。

誰決定一百億美元應該配置中國股票，還是美國科技股？誰決定應該增加私人信貸，還是減少房地產？誰決定應該投資AI、機器人、新能源，還是生物醫藥？這些決定表面上由基金經理作出，但背後實際上決定了全球資本如何流向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和不同國家。一個城市擁有越多這樣的決策者，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就越大。所以，基金經理不是普通意義上的高收入人才，他們本質上是一群資本配置者。

香港今天通過基金稅制改革爭奪基金經理，真正爭奪的是讓更多全球資本配置決定在香港發生。如果越來越多百億美元、甚至千億美元級機構把亞洲投資委員會、基金管理團隊和資產配置團隊放到香港，那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獲得的就不僅僅是更多管理費和金融就業，它獲得的是全球資本流動網絡中的一個更高層級的位置。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香港此次基金稅制改革，應該得到比一般稅務政策更高的戰略重視，因為這可能意味着香港金融發展的邏輯正在發生改變！

過去香港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讓更多企業來香港融資？未來還要增加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如何讓全球最優秀的人來香港管理錢？前一個問題決定香港是不是一個優秀的資本市場，而後一個問題則決定香港能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資本管理中心。

香港突然向全球基金經理「降稅」，並不是因為香港缺少低稅優勢，也不僅僅因為希望多增加幾家基金公司，它真正釋放的信號是：一場圍繞基金、人才、資產管理和全球資本配置權的國際金融中心爭奪戰已經打響，而這一次，香港選擇主動出牌。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