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春迎丨美國突然出手買入日圓：特朗普正在把匯率變成新的地緣武器

2026年7月底，在特朗普政府的一次公開會議上，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面前放着一本記事本。媒體的鏡頭無意間拍到了其中一頁，上面寫着一項不同尋常的「待辦事項」：買入日圓，50億至100億美元。

這不是研究報告中的情景推演，也不是華爾街交易員的投資建議，而是美國財政部長辦公桌上的政策任務。

照片迅速引發國際金融市場關注。貝森特後來沒有否認這項安排，反而表示這張照片說明美國政府對日圓問題是認真的，也是透明的。此前，他已公開判斷日圓「嚴重被低估」，匯率明顯偏離均衡水平，持續出現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走勢並不健康。

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通過紐約聯儲通知部分大型銀行，為可能進行的日圓交易做好準備。紐約聯儲隨後在市場進行匯率詢價，這通常被視為正式干預前的重要信號。日本率先入市後，美國財政部於7月31日前後採取行動，買入日圓、賣出其他外幣，與日本形成聯合干預。

這是1998年以來美國貨幣當局首次重新買入日圓，當年美國曾買入約8.33億美元日圓，二十八年之後華盛頓再次直接進入外匯市場。行動之前，美元兌日圓一度接近164，日圓跌至約四十年來的低位，聯合干預後，日圓一度快速回升至155附近。特朗普將這次行動描述為美國對日本的幫助，貝森特則表示，美國願意採取必要措施支持日本糾正日圓被嚴重低估和市場失序的問題。

表面看，這只是一場針對日圓的匯率保衛戰，但我認為，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是美國究竟買入了多少日圓，而是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定義匯率的政治屬性——過去，美國主要使用關稅、科技管制、金融制裁和產業補貼參與國際競爭；現在，匯率也被納入了這套工具箱，特朗普正在把匯率變成一種新的地緣武器。

一、美國為什麼突然關心日圓？

過去幾年，日圓貶值主要被理解為日本國內的經濟問題：美國利率高，日本利率低，巨大的美日利差推動全球資金借入低息日圓，再買入美元資產，只要利差存在，這種套息交易就會不斷自我強化：日圓越跌，做空日圓越賺錢；做空交易越賺錢，更多資金就會加入。

但當日圓跌到接近164兌1美元時，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對於日本而言，日圓貶值早已不再是單純的出口利好。

過去，日本大量商品在國內生產，日圓貶值可以提高出口競爭力和海外利潤。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產業全球化，日本企業已經把相當一部分生產環節轉移到海外，日本國內則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糧食、原材料和零部件。其結果就是，日圓貶值帶來的出口紅利不斷下降，輸入型通脹卻持續上升。

日本家庭需要承擔更高的能源和食品價格，企業需要支付更高的進口成本，日本央行也陷入兩難：提高利率可以支撐日圓，卻可能增加政府債務成本並壓制國內需求；維持低利率，則會繼續刺激資本外流和套息交易。

但美國此次出手，顯然不只是擔心日本消費者的生活成本。日本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戰略盟友之一，也是美國國債、半導體供應鏈、軍事安全和地區金融秩序的重要支點。一個長期陷入貨幣貶值、輸入型通脹和資本外流的日本，會削弱美國在亞洲的整體戰略布局。因此，美國買入日圓，首先是在傳遞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美日同盟正在從軍事同盟、科技同盟和產業同盟，進一步升級為金融同盟。

未來，美國對核心盟友的支持可能不再局限於軍事裝備、情報網絡和安全承諾，也可能包括匯率協調、美元流動性和金融市場干預。這正是貝森特所強調的「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現實含義。

二、美國支持日圓，真正保護的是特朗普的關稅政策

美國買入日圓，還有一個更加現實的原因：日圓過度貶值，正在削弱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效果。

關稅不是在真空中運行的。假設美國對日本商品徵收10%的關稅，但日圓同期對美元貶值20%，那麼日本企業完全可能通過匯率變化抵消關稅成本。即使被加徵關稅，日本商品以美元計價後，仍然可能比過去更便宜。這意味着，美國一邊提高關稅，日本商品卻通過貨幣貶值重新獲得價格優勢，特朗普試圖保護美國製造業的政策效果就會被明顯削弱。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財政部買入日圓並不是單純「幫助日本」，而是在保護美國自己的貿易政策：關稅負責提高外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成本，匯率干預則負責防止貿易夥伴通過貨幣貶值抵消關稅。這兩者一旦結合，就會形成一種新的政策組合：關稅負責築牆，匯率負責堵住繞過這堵牆的通道。

過去，美國政府通常把貿易政策和外匯政策分開處理：貿易談判由貿易代表辦公室主導，匯率問題由財政部監督，美聯儲則負責貨幣政策。但特朗普政府正在打破這種政策邊界——關稅、匯率、利率、產業補貼、出口管制和資本流動，正在被整合為一套服務於「美國優先」的綜合經濟安全工具。

未來國家之間的貿易衝突，可能不再只是比較誰的關稅更高，而是比較誰更有能力同時調動貿易、貨幣、金融、科技和產業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買入日圓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特朗普經濟戰略演化的重要信號。

三、穩定日圓，也是在保護美國國債市場

美國介入日圓市場的第三層邏輯，與美國國債有關。

日本長期是美國國債的重要海外持有者，日本銀行、保險公司、養老金和政府機構，也都是美元資產市場的重要參與者。當日圓持續貶值，日本政府要穩定匯率，傳統做法是賣出美元資產、買入日圓。而日本外匯儲備中，相當一部分以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形式存在。這意味着日本要進行大規模匯率干預，理論上可能增加出售美債的壓力。

在美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長期國債發行規模上升、全球資本成本處於高位的背景下，華盛頓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日本從美國國債的重要買家變成被迫賣家。因此，美國支持日圓表面上是在幫助日本穩定本國貨幣，實際上也是在降低日本集中出售美元資產的必要性。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還提出，美聯儲可以考慮擴大針對外國官方機構的FIMA回購便利規模。這項機制允許外國央行以持有的美國國債作為抵押，從美聯儲獲得美元流動性，而不必直接在市場上拋售美債。這一安排非常關鍵，它意味着日本在需要美元進行匯率操作時，可以把美債抵押給美聯儲獲得美元，而不是直接出售美債。

這看上去是為日本提供流動性，實際上也是在保護美國國債市場。因此，這次干預具有明顯的雙重防禦性質：前台穩定的是日圓，後台穩定的是美債。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美國財政部願意親自進入市場，因為當日圓危機可能向美債市場、亞洲貨幣和美國貿易政策傳導時，它就不再只是日本的問題，而開始成為美國自己的金融穩定問題。

四、真正重要的不是買了多少錢，而是美國進入了市場

全球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規模達到數萬億美元，即使美國財政部投入50億至100億美元，也不可能僅憑資金規模永久改變日圓的長期趨勢。但外匯干預的效果從來不只取決於投入多少錢，更重要的是誰進入了市場。

過去，做空日圓的投資者主要面對日本財務省。市場知道日本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但也知道日本不可能無限出售美元資產，更不可能長期逆轉由美日利差決定的資金流向。

美國加入之後，交易結構發生了變化，投機者面對的不再只是日本，而是美元發行國、全球最大金融市場的管理者，以及美國財政部、紐約聯儲和美聯儲所構成的完整政策體系——美國財政部可以通過匯率穩定基金參與外匯操作，紐約聯儲可以根據財政部授權執行交易。

歷史上，美國的外匯干預通常由財政部匯率穩定基金與美聯儲系統公開市場賬戶共同參與。美國真正釋放的並不是一次性購買日圓的資金力量，而是一系列政策信號：財政部長公開判斷日圓嚴重低估，記事本上寫下「買入日圓」，紐約聯儲進行市場詢價，財政部通知銀行做好準備，美日兩國採取聯合行動，貝森特又公開表示不排除再次出手——這些信號疊加在一起，會迫使全球做空日圓的資金重新計算風險。

外匯市場最擔心的並不一定是已知規模的干預，而是不知道下一次干預會在什麼時間、什麼價位、以什麼規模發生。當美國刻意保留這種不確定性時，戰略模糊本身就成為一種政策武器。

記事本上的「50億至100億美元」，真正影響市場的可能不是這個數字，而是它證明美國財政部長已經把買入日圓列入政府行動清單。

五、特朗普正在重新定義「美元武器」

過去人們談到「美元武器」，通常想到的是金融制裁：美國可以凍結美元資產，切斷銀行與美元清算體系的聯繫，限制企業使用美國資本市場，或者通過長臂管轄影響跨境交易。

但這次買入日圓顯示，美元武器正在出現一種新的使用方式：美國不僅可以通過限制美元的使用懲罰對手，也可以通過提供美元流動性、穩定盟友貨幣和協調匯率市場獎勵盟友，這意味着美元體系正在變得更加聯盟化和政治化。

對於被美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國家，美元可能意味着制裁、限制和金融壓力；對於被美國視為核心盟友的國家，美元則可能意味着流動性支持、匯率穩定和金融安全保障。這種模式可以被概括為：對競爭對手實施金融約束，對核心盟友提供金融保護。

美國正在把全球貨幣體系重新組織成一種具有不同層級的金融聯盟，處於核心層的國家可以獲得更穩定的美元流動性、更緊密的政策協調和必要時的市場支持；處於外圍的國家則更容易受到美元周期、資本流動和金融制裁的衝擊，而日本此次獲得並不只是一筆日圓買盤，而是美國向市場提供的一種隱性金融信用背書。

這也是為什麼這次行動的戰略意義遠遠大於交易金額。

六、但美國不可能成為日圓的「無限做市商」

儘管美國介入釋放了強烈信號，但這並不意味着日圓從此擁有一條不可突破的政策底線：外匯干預可以打斷短期趨勢，卻無法長期取代經濟基本面，決定日圓長期方向的依然是美日利差、日本通脹、日本財政狀況、美國貨幣政策以及全球風險偏好。

只要美國利率顯著高於日本，借入日圓、買入美元資產的套息交易就仍有經濟基礎；只要日本央行不願明顯加息，市場就可能在干預結束後重新建立日圓空頭頭寸。

1998年的經驗已經說明，美國買入日圓可以造成強烈的短期衝擊，卻未必能夠立即扭轉長期趨勢。當時日圓在干預後迅速升值，但隨後一度重新走弱，直到俄羅斯債務危機、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和美聯儲降息改變了全球流動性環境，日圓才出現更持續的回升。

因此，美國此次出手的真正作用，不是替代日本央行，而是為日本爭取時間，日本必須利用這一窗口推動貨幣政策正常化、降低輸入型通脹、修復市場預期，並逐步縮小美日利差。如果日本央行繼續猶豫，而美國利率長期保持高位，那麼財政部即使再次干預也只能延緩日圓貶值，而無法永久改變方向。

美國可以打擊投機者，但不能長期消滅利差——這也是這次行動最大的政策邊界。

七、160附近正在成為政治警戒區，而不是固定防線

市場很自然地會追問：美國和日本究竟準備把日圓守在哪裏？

從此次行動看，美元兌日圓接近160以後，顯然已經進入高度敏感區域，因為這個位置同時觸碰了多條政治和經濟底線——日圓跌破160會進一步推高日本輸入型通脹，削弱日本家庭的實際購買力；會讓日本商品獲得更明顯的美元價格優勢，削弱特朗普關稅效果；會增加日本進行大規模干預和處置美元資產的壓力；還可能帶動韓元等亞洲貨幣貶值，引發地區競爭性貶值風險。

貝森特已經明確表示，日圓的劇烈波動可能影響其他亞洲貨幣，包括韓元和人民幣。因此，160附近很可能已經從一個普通的技術點位，變成具有政治含義的警戒區域。

但我並不認為美日會公開承諾死守160。一旦政策制定者公開承諾某個固定價格，投機資金就會圍繞這條防線反覆測試。相比之下，強調「過度波動」「無序走勢」和「嚴重偏離基本面」，能夠讓政府保留更大的政策靈活性。

未來判斷美國和日本是否會再次出手，不應只盯着某一個匯率數字，而應觀察幾組更重要的變量：日本央行是否繼續加息、美日國債收益率差是否收窄、日圓投機性空頭是否重新積累、日本是否面臨更大的輸入型通脹壓力，以及美國財政部是否繼續公開強調日圓低估和亞洲貨幣穩定。

160可能是一條政治警戒線，但不是美國為日圓提供的永久價格擔保。

八、對中國而言，未來競爭將更加金融化

這次美日聯合干預對中國最大的啟示，是中美競爭正在從貿易、科技和產業領域進一步進入貨幣與金融領域。

美國不僅通過關稅和出口管制重塑供應鏈，也開始通過匯率協調和美元流動性穩定盟友體系，這意味着我們不能再把匯率簡單理解為貨幣政策的結果，未來人民幣、日圓、韓元以及其他亞洲貨幣的波動，會越來越多地受到產業競爭、關稅政策、資本流動、地緣安全和聯盟關係的共同影響。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美國可能逐步建立一種更加制度化的盟友金融支持體系：當核心盟友在遭遇匯率壓力時，可以得到美國財政部的政策協調、美聯儲的流動性工具以及國際市場的信用背書；而不在美國戰略體系內的經濟體，則需要獨自面對美元周期和國際資本波動——這將推動全球金融體系進一步分層。

對於中國而言，真正的應對並不是簡單干預某個匯率點位，而是加快建立更加穩健的人民幣跨境結算體系、區域流動性支持機制、多幣種融資市場和獨立的金融基礎設施。金融安全的核心不是讓匯率永遠不波動，而是在極端環境下擁有足夠的政策空間、流動性來源和市場承載能力。

當美國把美元體系進一步聯盟化，中國也必須提高自身金融體系對外部衝擊的承受能力。

九、香港必須重新認識國際金融中心的價值

美國把匯率、流動性和聯盟政策結合起來，對香港同樣具有重要啟示：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美元利率變化、亞洲貨幣波動和全球套息交易都會直接影響香港的資金成本、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

當日圓出現劇烈變化時，受到影響的不只是日本股票和債券，還包括大量以日圓融資、投資亞洲資產的跨境交易。套息交易一旦逆轉，可能迅速影響港股、房地產、離岸人民幣和區域高收益資產。因此，香港未來不能只把自己定位為融資和交易通道，真正具有戰略價值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具備跨幣種風險管理、衍生品定價、跨境流動性配置、人民幣國際化服務和亞洲資產避險能力。

隨着美元工具越來越具有政治屬性，企業也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融資結構。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如果收入、債務、採購和融資全部依賴單一貨幣，就可能在國際匯率和地緣政策發生變化時暴露出巨大的資產負債表風險。

未來企業的資本戰略不能只考慮融資成本，還必須考慮貨幣安全、期限匹配、融資來源多元化和跨境政策風險。對香港中小上市公司而言，這不是遙遠的宏觀問題，而是切實的經營問題，因為匯率正在從財務部門管理的一個價格變量，變成董事會必須關注的戰略變量！

結語：日本捍衛的是匯率，美國捍衛的是秩序

這次美日聯合買入日圓，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日本又一次匯率保衛戰——日本希望阻止輸入型通脹、資本外流和金融市場失序，美國則希望保護特朗普關稅、美債市場、亞洲盟友體系和美元主導的金融秩序。

日本捍衛的是匯率，美國捍衛的是秩序。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貝森特最終買入了50億美元還是100億美元日圓，而是「買入日圓」已經被寫進美國財政部長的待辦事項。

這張記事本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用最直觀的方式揭示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變化：匯率不再只是市場交易形成的價格，也正在成為美國政府主動使用的戰略工具。

過去，美國主要依靠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全球流動性和金融制裁能力影響世界；未來，美國可能越來越多地通過關稅、聯盟、匯率協調和流動性支持，對關鍵市場進行選擇性管理；美國財政部不再只是觀察匯率，也開始在必要時塑造匯率。這次干預未必能夠永久改變日圓的基本面，卻已經改變了全球市場對美國角色的認識——當美國開始決定不僅要制裁誰，還要支持誰的貨幣時，全球金融競爭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而對中國、香港以及所有參與跨境經營的企業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已經不只是日圓還會不會升值，而是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匯率成為地緣政治武器，我們是否已經為一個更加金融化、聯盟化和政治化的世界做好準備？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