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家｜一滴水裏的香港三十年

從資源約束到資產重構——一滴水裏的香港三十年（上）

文/魏東金 董建剛 席春迎

探討香港回歸三十年的經濟成就，宏觀敘事往往聚焦於金融市場。但一個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競爭力，不僅取決於吸引了多少跨國資本，更取決於其能否以最優的成本結構，打破自然資源的硬約束，為高密度的城市運行提供穩定、安全且極具韌性的公共品供給。

從經濟學視角審視，香港的供水史，本質上是一部克服資源稟賦劣勢、實現要素跨區域最優配置的經濟發展史。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曾長期面臨嚴重的水資源短缺，1963年的大旱迫使其實施「四天一供」的嚴厲配給制。在發展經濟學的語境下，水資源短缺構成了當時香港經濟起飛的「木桶短板」，直接限制了工業化進程和城市承載力。

那一代香港人的記憶裏，水桶、排隊、儲水、半夜等水，構成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回望這段歷史，應當看到一個更深層的經濟學命題：水資源安全曾經是香港發展的硬約束，如果不能解決供水問題，香港就不可能支撐後來的工業化、國際化、金融化和高密度城市化，更遑論躍升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

構建多源保障體系

香港回歸三十年來，在供水領域最核心的經濟學成就，並非單純的工程建設，而是構建了一套複合型、韌性化、跨區域協同的資源保障體系。這一體系由本地集水與水庫系統、東江水輸入系統與海水沖廁系統三部分構成。從制度經濟學角度看，這三者的組合有效分散了單一水源的供給風險，形成了一種極具香港特色的「公共品供給組合模型」——本地水資源受降雨波動影響較大，難以獨立支撐城市長期發展；東江水作為穩定的外部輸入，成為供給端的壓艙石；海水沖廁則通過「以鹹替淡」的制度創新，大幅降低了對淡水資源的邊際消耗。這種組合並非簡單的工程拼接，而是一種在自然資源稟賦有限條件下，通過制度設計、區域協同和工程創新，將先天短板轉化為治理能力的經典範式。

東江水供港，是理解香港突破資源約束邊界的關鍵變量。自1965年東江水正式輸港以來，香港通過跨區域的水權交易，實質上實現了自然資源的跨空間調配，大幅拓展了城市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回歸之後，粵港之間圍繞供水安全、水質保障、調度機制不斷完善長期協議。過去六十年間，累計供水總量超過300億立方米，東江水約佔香港淡水供應的七至八成。現行供水協議採用的「統包總額」方式（年供水量上限為8.2億立方米），從契約理論來看，這是一種降低交易成本、鎖定供給預期、對沖氣候波動風險的有效制度安排，確保了供水可靠率長期維持在99%以上，為香港經濟的平穩運行提供了堅實保障。

與此同時，香港在水資源利用效率上的創新同樣值得關注。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高密度的經濟體，香港建立並運行了一套獨立的海水沖廁管網，這在全球範圍內極具代表性。這種「以鹹替淡」的替代效應，在環境經濟學中具有顯著的外部性收益。通過利用邊際成本極低的海水替代高價值的淡水資源，香港每年節省約3.2億立方米珍貴食水，覆蓋全港約八成以上人口。這不僅大幅降低了城市整體的水資源消耗成本，也極大地提升了水務系統的整體運行效率。

支撐這一龐大水網的，是17座食水水庫、21座現代化食水處理設施、高負荷抽水站及遍布全港的環狀輸配水網絡。與傳統的樹枝狀網絡相比，環狀管網具有更高的冗餘度和抗風險能力，能夠通過多路徑交叉調度將局部故障的經濟損失降至最低，從而最大程度保障了中環金融中樞與商業網絡的連續運轉。

加大環境保護投入

如果說供水系統解決了城市發展的資源約束問題，那麼污水處理系統則體現了城市對環境負外部性的內部化治理能力。在經濟學中，環境污染是典型的市場失靈現象，其治理需要政府通過公共投資進行外部性矯正。

今日的維多利亞港，兩岸璀璨的夜景和繁榮的商業生態，構成了香港最核心的城市資產。然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快速工業化時期，維港曾因為嚴重的污水排放而面臨巨大的環境負外部性，甚至被戲稱為「臭港」。這種環境退化，不僅損害了公共健康，也嚴重貶損了維港周邊的土地和商業資產價值。

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環境治理工程——「淨化海港計劃」（HATS），其經濟意義正在於通過大規模的公共投資（總投資超過258億港元），徹底扭轉了這一負外部性。該計劃分階段推進，第一期工程於2001年投入運行，第二期甲工程於2015年全面啟用。其戰略意義不僅在於投資規模巨大，更在於徹底改變了香港的城市污水治理邏輯——從「盡快排走」轉向「必須處理好再排放」。該計劃通過構建深達160米、長44公里的深層污水輸送隧道，將污水集中至全球規模最大的化學強化一級處理設施——昂船洲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日處理能力達245萬立方米，服務人口超過570萬）。

從資產重估的角度來看，「淨化海港計劃」不僅是一項環境修復工程，更是一次巨大的城市資產增值過程。在城市經濟學中，濱水空間的環境品質直接決定了周邊土地的級差地租和商業溢價。維港水質的改善，直接帶動了濱水商業、高端地產及旅遊業的繁榮，維港兩岸的物業估值和商業活力顯著提升。

2011年維港渡海泳的復辦——這項曾因污染停辦三十餘年的傳統賽事──不僅是生態恢復的標誌，更是維港作為世界級濱水資產重新煥發經濟活力的象徵。當成千上萬名泳手再次橫渡維港時，人們看到的不僅是一項體育賽事的復活，更是一座城市生態修復能力和環境治理投資回報的最好證明。

目前，香港正推進累計撥款超過330億港元的「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計劃」，將大型污水處理設施整體遷入地下岩洞，目標2031年完工後釋放約28公頃的珍貴地表土地用於高附加值產業和社區發展。按照香港當前的土地價值評估，28公頃可開發土地的潛在經濟價值極為可觀。這標誌着香港的環境治理已從單純的「污染控制」升級為「城市空間重構與土地資產盤活」，環境投資正在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增長動力。

邁向數字治理時代

回顧香港水務六十餘年的演進，其經濟邏輯清晰可見：從六十年代打破「數量約束」，到八十年代提升「質量標準」，再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環境負外部性治理」。站在回歸三十周年的歷史節點上，未來三十年的核心命題將轉向「基於AI的數字治理與數據要素重構」。

未來的城市經濟競爭，將從傳統的土地、資本等實體要素競爭，轉向數據要素挖掘、算法優化和智能決策效率的競爭。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基礎設施的生產函數。過去，水務系統的產出依賴於泵站、管道和水廠等固定資產投資；未來，其效率將更多地取決於傳感器網絡、數字孿生、AI預測模型等數據資產的邊際產出。一個城市是否擁有先進水務體系，不再只看其硬件設施是否完善，還要看它是否能夠實時感知管網狀態、預測漏損風險、優化壓力調度、識別水質異常，並且在突發事件發生之前完成預警和干預。

近年來，內地在水環境治理領域探索的「廠網河湖一體化」模式，提供了一種極具規模經濟效應的治理思路。它打破了傳統水務設施的孤島效應，將供水系統、污水處理廠、地下管網、河流湖泊以及城市生態系統視為一個有機的經濟網絡，進行統一的資源配置與模型控制。

當香港的供水系統、排水管網、防洪體系、岩洞污水廠、海水沖廁網絡以及城市生態環境監測體系逐步接入統一的數字孿生平台時，管理者關注的將不再是單一資產的投資回報率，而是整個城市水務資產組合的協同運營效率。從物理工程到數字孿生，從基礎設施投資到數據要素驅動，從治水到治城，這不僅是一條產業升級路徑，更是一條城市進化路徑。

過去三十年，一滴水見證香港如何突破資源約束實現經濟繁榮；未來三十年，每一滴水所產生的數據、算法和智能決策，將共同塑造香港在AI時代中最具穿透力的全新發展故事。

從比較優勢到區域協同—— 一滴水裏的香港三十年（中）

文/魏東金 董建剛 席春迎

探討香港回歸將步入三十周年，若僅從單一經濟體的視角進行靜態分析，往往難以觸及城市發展的底層邏輯。在區域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的框架下，香港的經濟演進與未來使命，必須置於更大的空間尺度和更深度的區域分工中來審視。

探討香港回歸將步入三十周年，若僅從單一經濟體的視角進行靜態分析，往往難以觸及城市發展的底層邏輯。在區域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的框架下，香港的經濟演進與未來使命，必須置於更大的空間尺度和更深度的區域分工中來審視。

過去三十年，香港成功解決了本地供水安全與環境負外部性的內部化問題；而未來三十年，其面臨的核心經濟學命題是：如何將自身在公共品治理上積累的制度優勢與管理經驗，轉化為大灣區協同發展的正外部性。在全球化重塑的今天，城市競爭已演變為城市群供應鏈、創新鏈與治理體系的綜合博弈。正如紐約依託美國東北部城市群、東京依託東海道城市帶，香港未來的經濟上限，將深刻取決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協同效率與治理競爭力。

水網先行：大灣區一體化實踐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基礎設施的連通往往先於資本與勞動力的流動。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敘事，實際上始於半個多世紀前的水資源跨區域調配。1965年3月1日東江水正式輸港，不僅在物理上構建了連接香港與珠三角的跨區域水網，更在經濟學意義上開啟了區域內自然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東江水不僅支撐了香港人口增長和經濟騰飛，也成為粵港合作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正外部性最顯著的跨區域公共基礎設施。

2024年1月，珠江三角洲水資源配置工程正式通水，香港進一步確立了「東江水+西江水」的雙水源保障體系。對於一個淡水資源高度依賴外部輸入的國際金融中心而言，這不僅是供給側安全邊際的提升，更標誌着大灣區整體水資源配置網絡進入了高階形態。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高鐵、港珠澳大橋等現代交通網絡和跨境數據流形成之前，水網作為最早的一體化基礎設施，已率先奠定了灣區互聯互通的物理底座。

今日的粵港澳大灣區，已崛起為全球最具經濟活力的城市群之一。按廣東九市統計口徑，地區生產總值已超過14萬億元；按「9+2」全口徑計算，連同香港和澳門在內，經濟總量約達17萬億元人民幣，常住人口超8600萬，形成了全球人口規模最大、產業鏈最完備、開放程度最高的灣區經濟體之一。

然而，區域內各城市的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與資源稟賦存在顯著的異質性。香港聚焦國際金融與高端現代服務業，深圳錨定科技創新與高新技術產業，廣州發揮綜合商貿與交通樞紐功能，東莞與佛山則沉澱了深厚的先進製造業基礎，珠海承擔連接澳門和粵西發展的重要角色。這種基於比較優勢的產業分工，構成了大灣區經濟活力的源泉，但也對跨區域的協同治理機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眾多公共治理領域中，水務系統因其高度的同質性需求與規模經濟效應，具備率先實現深度協同的天然條件。

目前，大灣區已孕育出全國最完整的水務產業生態。從規劃設計到工程建設，從供水運營到污水處理，從膜技術到智能裝備，從數字平台到人工智能應用，大灣區幾乎集中了中國最具競爭力的水務企業和科研資源。深圳的數字技術賦能、廣州的大型水務資產運營經驗、東莞在工業供水與污水處理上的深厚積累，以及香港接軌國際的管理經驗與成熟監管體系，若能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實現資源整合，其產生的協同效應與綜合競爭力將遠遠超過任何單一城市。

數字轉型：邁向數據要素驅動

隨着大規模工程基建的邊際收益遞減，面對氣候變化、極端天氣與城市更新的多重壓力，大灣區的水務治理正經歷一場深刻的生產函數重構─從依賴固定資產投資的「工程驅動」模式，轉向挖掘數據要素價值的「數據驅動」模式。

在香港，這一轉型的制度性標誌是水務署於2024年6月設立的「數字水務辦公室」。該辦公室專責推動數字轉型計劃，制定「智慧水務」發展策略，核心目標是透過引入物聯網（IoT）、數字孿生、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等科技，全面優化存量水務資產的運營效率。

香港特區政府正分階段推進「智管網」（WIN）計劃。截至2025年3月，全港食水分配管網已建立約2400個監測區域，覆蓋逾80%範圍。從經濟效益來看，水管爆裂個案由2000年的約2500宗銳減至2024年的27宗；僅2024年，「智管網」協助修復的滲漏個案即達1200餘宗，平均每日減少失水水量達12萬立方米。通過高精度水力模型與實時數據可視化，系統大幅降低了管網維護的交易成本與時間成本，將潛在漏水區域可視化展示，大幅縮短由發現滲漏到找出漏點所需的時間。

在需求側，水務署於2025年推出的「智慧用水先導計劃」，邀請約1000戶高用水量客戶參與，通過安裝具備AI分析功能的智能讀表器，收集實時用水數據，辨識異常用水模式及潛在滲漏，預計每年可節約數十萬立方米用水。這標誌着香港水務管理從「粗放式供給」向「精細化需求管理」的經濟學轉變。與此同時，香港正推進設計產能達13.5萬立方米／日的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建設，建成後將成為香港首座大型海水化淡設施，進一步提升水源結構的多元化與抗風險能力。

視線轉向灣區腹地，新的治理範式亦在加速成型。2026年，東莞水務環境集團與華立股份正式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推進智慧水務與分質供水建設。這一合作已不再局限於供水安全本身，而是延伸至智慧水務平台、水務數據資產管理、人工智能應用、分質供水體系建設以及數字化運營體系等多個方向。東莞發布的全域直飲水規劃進一步展示了未來城市治理的新方向──東莞常住人口已超過1000萬，供水規模超過700萬噸／日，運營供水廠29座。未來不僅將建設覆蓋全城的直飲水網絡，同時還將同步建設全市智慧運營中心、大數據監管平台和物聯網控制平台，實現供水系統實時監測、遠程控制、智能預警和數字化運營。這意味着，未來城市水務的運營標的，將從傳統的物理管網與水廠，徹底向數據資產、算法模型與智能調度能力躍遷。

灣區標準：輸出城市治理方案

從單一城市的管網運維到覆蓋灣區的數字孿生「一張圖」，大灣區水務正邁向「數據共治」的新階段。2025年9月粵港澳大灣區節水產業聯盟在廣州正式成立；同年12月，深港珠澳四地供水運營單位簽署高質量發展聯合倡議，將共建智慧水務數據平台確立為戰略方向。這些變化均指向一個核心訴求：建立跨區域統一的數據標準、技術規範與治理體系。

在此標準制定的博弈中，香港的比較優勢尤為凸顯。長期以來，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並非實體製造，而是其與國際接軌的規則制定能力與制度環境。無論是綠色金融標準、ESG信息披露、跨境數據流通規則、國際仲裁體系，還是智慧水務、低碳城市建設、數字治理等領域的國際認證體系，香港都具備其他灣區城市難以替代的制度勢能。

在人工智能時代，大灣區水務協同的經濟學意義，已遠超內部的降本增效，其終極目標是鍛造全球領先的城市治理能力。基礎設施的自主智能運行水平，正成為衡量未來城市競爭力的核心指標。更重要的是，這種治理能力具有巨大的正向外溢效應。當前，「一帶一路」沿線新興經濟體正面臨快速城市化帶來的水安全與環境治理挑戰，他們亟需的不僅是單點技術，而是一整套「交鑰匙」的城市治理解決方案。大灣區恰好能夠提供這種具備完整產業閉環的解決方案，其中香港可提供國際規則對接與資本融通平台。

在國家正在加快推進「六張網」建設的背景下，水網已經不僅是一項基礎工程，更正在成為數字中國和智慧灣區的重要基礎設施。回歸將邁進三十年，香港的經濟使命正在經歷深刻蛻變：從建設單一的國際金融都會，升維至賦能一個世界級的灣區經濟體。當粵港澳大灣區逐步確立其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樞紐地位時，香港的角色也將從「連接中國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進階為「參與重構全球治理規則體系的超級增值人」。

從金融中心到智慧水務樞紐 一滴水裏的香港三十年（下）

文/席春迎 董建剛 魏東金 邵博 莫可超

如果說20世紀決定全球工業化版圖的核心大宗商品是石油，21世紀主導數字經濟底層邏輯的是芯片，那麼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十年，深刻制約並重塑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軌跡的戰略性資源，無疑是水。

在高度城市化與氣候變化交織的今天，決定一座超級城市經濟承載力的，已不再僅僅是土地供應、資本存量和勞動力規模，更在於其能否以最小的邊際成本、最優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最智能的運營體系，管理好每一滴水。

石油驅動了機械化大生產，半導體算力催生了信息文明，而水資源的優化配置與高效治理，正在成為決定未來城市與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核心變量。

中國獨特的競爭優勢

全球水資源供需格局正經歷深刻的結構性失衡。據聯合國預測，至2050年，全球淡水需求將較現水平激增20%至30%，逾半數人口將面臨水資源緊缺的威脅。全球約四十億人口每年至少有一個月面臨嚴重缺水，氣候變化又進一步加劇了洪水、乾旱等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的頻率。在氣候變化的放大效應下，水安全已成為制約宏觀經濟穩定的重大系統性風險。問題的核心，已從絕對數量的「水資源短缺」演變為系統性的「水治理能力赤字」。

從產業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現代水務行業的發展經歷了三次迭代。1.0階段聚焦於「規模擴張」，通過大規模的資本開支（CAPEX）建設水庫與管網，解決基本的公共品供給問題。2.0階段轉向「質量提升與外部性治理」，重點投入污水處理與流域修復，以對沖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成本。如今，全球正加速邁入3.0階段──一個以「運營優化（OPEX）、數字賦能與系統循環」為特徵的新周期。未來城市間的競爭，不是誰擁有更多水資源，而是誰能最大化每一滴水的經濟附加值與生態效益。

放眼全球，儘管各區域處於不同的發展生命周期，但其產業演進的矢量卻高度趨同：數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與一體化。人工智能正在重構水務行業的生產函數，正如電力與互聯網曾徹底改變製造業與服務業一樣。

在這一產業變革中，中國正在確立其獨特的競爭優勢。衡量一個國家在特定產業的全球競爭力，核心在於三個維度：完整的產業鏈配套、海量的真實應用場景、持續的底層技術創新。在過去二十餘年的超大規模城市化進程中，中國不僅沉澱了全球最大的水務基礎設施資產，更在治理理念上實現了從「單體設施建設」向「系統性生態治理」的跨越。

近年來成熟的「廠網河湖一體化」模式，正是這種系統性治理的典型範例。從經濟學角度看，該模式打破了傳統水務設施的分割狀態，實現了水循環系統的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例如，貴陽南明河項目作為全球首個城市尺度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態系統，覆蓋貴陽市約80%人口，實現水質由劣V類提升至穩定Ⅲ類。

在水處理技術路線上，中國企業也在探索更具經濟性與可持續性的創新方案。華立股份提出的「物理法替代化學法」技術路線，通過膜分離、紫外線消毒等物理工藝替代傳統的加氯、加藥等化學處理手段，大幅降低了藥劑消耗和二次污染風險，同時顯著提升出水水質穩定性。這一技術路線的經濟學意義在於：在全生命周期成本框架下，物理法雖然初始設備投資略高，但運營期的藥劑成本、污泥處置成本和環境外部性成本均大幅下降，總擁有成本（TCO）更優。

東莞作為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製造業重鎮，其全域直飲水規劃不僅是一項市政工程，更是一次城市供水體系的系統性重構。其核心治理邏輯是：通過物理法深度處理技術將出廠水質提升至直飲標準，結合集中式與分布式水廠的網絡化布局，同步建設全市智慧運營中心、大數據監管平台和物聯網控制平台，實現從源頭到龍頭的全鏈條水質保障與智能運營。這一模式將傳統的「合格自來水」升級為「全城直飲水」，代表了中國城市供水從「安全」向「優質」躍遷的新方向。

更為關鍵的是，AI技術的注入正推動中國水務產業從「硬件出口」向「軟件與標準輸出」升級。未來，每一滴水都將成為數據，每一條管網都將成為傳感器，每一座水廠都將成為智能節點，每一座城市都將擁有屬於自己的Water AI Operating System（水務AI操作系統）。如果說工業時代出口的是設備，數字時代出口的是軟件，那麼AI時代出口的，將是操作系統。未來一座城市採購的，不再只是水廠和管網，而是一整套覆蓋規劃設計、實時感知、智能決策、自主調度和持續優化的城市水務操作系統。這意味着，中國未來向全球輸出的，將不再僅僅是低成本的水務裝備，而是中國智慧水治理模式。

打造公共品輸出平台

然而，中國水務產業的全球化進程面臨着一個顯著的「信任壁壘」。在國際市場上，大型公共基礎設施的輸出，不僅是技術和性價比的比拼，更是對規則、法律、標準、資本及長期契約精神的綜合考量。國際市場購買的不僅是一項技術，更是一種信任。這種信任來自規則、品牌、法律、資本、認證以及長期運營能力。這正是中國技術走向世界亟需跨越的門檻，也恰恰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專業服務樞紐的制度性紅利所在。

長期以來，香港在國際經濟循環中扮演着「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在智慧水務出海的新語境下，這一角色將被賦予更深層次的內涵──香港將成為全球智慧水務治理的「超級整合者」與「公共品輸出平台」。

首先，在資本賦能方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備發行綠色債券、基礎設施REITs及組織國際銀團貸款的強大能力，能夠為「一帶一路」沿線的水務基建項目提供低成本、長周期的金融活水。

其次，在制度保障方面，香港的普通法體系與國際仲裁中心地位，為跨國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提供了穩定、透明且可預期的法律契約框架，大幅降低了跨境交易的制度性成本。

再者，在標準對接方面，香港高度國際化的ESG評估體系、會計準則及專業認證機制，能夠有效對沖信息不對稱，助力中國智慧水務方案跨越國際市場的信任鴻溝。

未來，香港的核心定位不在於發展本土的水務製造業，而在於構建全球智慧水務的生態中樞──涵蓋國際標準與認證中心、智慧水務創新驗證中心、「一帶一路」水務合作展示平台，以及綠色基礎設施融資樞紐。它將技術、資本、標準、品牌與國際規則這五大核心生產要素深度融合，打包輸出一套符合現代治理理念的城市公共服務解決方案。當這五種資源融合在一起的時候，輸出的就不再是一家企業，而是一套現代城市治理體系。

過去三十年，香港最大的貢獻，是建設好了一座國際城市。未來三十年，香港更大的使命，是幫助更多城市實現高質量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真正決定成敗的不是某一項技術的先進性，而是能否培養出一批兼具國際視野與本土經驗的「超級增值人」。這些人既懂中國水務產業的實際運作，又熟悉國際規則與商業邏輯；既能用國際語言講述中國故事，又能用中國智慧解決全球問題。香港高度國際化的教育體系、專業服務生態和制度環境，恰恰為培養這樣的人才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土壤。

當全球越來越多城市因為中國智慧水務獲得更加安全的飲用水、更加高效的運營體系、更加綠色的發展模式時，人們終將發現，香港輸出的不只是金融服務，而是一套關於未來城市治理的整體解決方案。

六十年前，一滴水意味着生存。三十年前，一滴水意味着發展。今天，一滴水意味着治理。未來，一滴水將意味着文明。如果說過去香港因為金融連接世界，那麼未來香港完全有機會因為智慧水務服務世界。

從一滴水，到一座城市；從一座城市，到一個灣區；從一個灣區，到一個國家；從一個國家，再到整個人類共同面對的水安全挑戰。這不僅是一滴水跨越山海的旅程，也是香港不斷超越自身、擁抱世界的旅程。

（席春迎博士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董建剛為華立股份董事長、升輝清潔執行董事，魏東金為升輝清潔董事會聯席主席，邵博為天祐升輝執行董事，莫可超為華立股份董事長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