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春迎｜破解「中國衝擊論」：中國全球化進入2.0時代——從世界工廠到全球產業組織者，中國企業全球化需要完成一次歷史性升級

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國務院總理李強首次正面回應了近年西方不斷升溫的所謂「中國衝擊2.0（China Shock 2.0）」。

面對「中國依靠補貼和低價商品衝擊全球市場」的質疑，李強並沒有順着西方的話語體系展開辯論，而是把討論重新拉回到中國發展的基本邏輯。他指出，中國企業今天的競爭優勢不是「補」出來的，而是「拚」出來的；中國製造業能夠走到今天，依靠的是持續創新、完整產業體系、龐大的市場和激烈的市場競爭，而不是簡單依賴政府扶持。

一、「中國衝擊論」的深層拆解：產業主導權轉移下的模式困境

李強總理的這番回應體現了中國發展的戰略定力，但也提出了一個更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中國真正需要破解的，究竟是「中國衝擊論」，還是「中國衝擊論」背後所反映的全球化困境？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想清楚，那麼今天回應了新能源汽車，明天還會出現機器人衝擊；回應了機器人，後天又會出現人工智能衝擊。產業不斷變化，「中國衝擊論」卻會不斷出現，原因很簡單：所謂「中國衝擊」，本質上從來不是商品問題，而是全球產業組織權發生轉移所帶來的焦慮。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歷了世界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工業化進程：從紡織服裝、家電傢俱，到鋼鐵、水泥、造船，再到高鐵、通訊設備、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和光伏產業，中國不斷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每完成一次產業升級，國際社會關於「中國衝擊」的討論便隨之升級一次。

表面上，這些爭論圍繞貿易逆差、產業補貼和產能過剩展開；但更深層次看，它們反映的是國際競爭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當一個國家從全球產業鏈的參與者成長為重要的產業組織者時，原有利益格局必然受到衝擊。因此，與其說世界擔心中國出口更多商品，不如說世界擔心全球產業主導權正在重新分配。

過去四十多年，中國全球化取得巨大成功，但這種成功主要建立在一種可以概括為「世界商品，中國造」的發展模式之上——全球品牌負責研發、設計和營銷，中國憑藉完整產業鏈、高效率製造體系和龐大的工程師隊伍承擔生產製造，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工廠」。這一模式不僅推動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也極大降低了全球製造成本，提高了全球消費者福利。

然而，任何一種成功模式都有其歷史局限。「世界商品，中國造」意味着大部分製造環節集中在中國，因此就業機會、稅收貢獻、產業集聚效應和供應鏈能力，也主要留在中國。

對於進口國而言，消費者可以買到更加便宜的商品，卻未必能夠獲得相應的就業機會和產業發展空間。中國加入WTO後，美國部分製造業地區經歷產業調整，引發關於「中國衝擊」的長期爭論；近年來，中國跨境電商快速進入東南亞、拉美等市場，當地部分製造企業和零售商感受到競爭壓力，也出現了類似討論。

這些現象說明，國際社會真正擔憂的並不是中國商品價格低，而是全球化創造的產業價值沒有更多留在本國。這也是為什麼單純解釋「中國沒有補貼」「中國效率更高」，並不能真正破解「中國衝擊論」。

二、全球化2.0升級：從商品輸出走向產業能力全球共享

真正需要改變的不是中國製造，而是中國全球化的發展模式——未來二十年，中國全球化需要完成一次歷史性的升級。

如果說過去四十多年屬於全球化1.0——世界商品中國造，那麼未來更值得追求的應當是全球化2.0——中國商品世界造。

這裏所說的「中國商品」，並不僅僅意味着中國品牌，而是由中國企業主導研發、技術、品牌、供應鏈和產業組織；「世界造」也絕不是簡單把工廠遷出中國，而是在保持中國創新能力和供應鏈優勢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市場需求，在歐洲建設歐洲工廠，在東南亞建設東南亞工廠，在中東、拉美、非洲建設區域製造中心，使中國企業真正成為全球產業鏈的長期建設者。

這意味着，中國企業輸出的不再只是商品，而是技術、資本、數字化能力、供應鏈管理體系以及完整的產業生態。

更重要的是，這還意味着中國企業開始為當地創造就業、培養工程師、建設配套產業、增加稅收，與所在國家共同分享產業發展的成果。

近年來，比亞迪、寧德時代、海爾、聯想等企業在海外投資設廠、設立研發中心和區域供應鏈平台，正體現了這一趨勢。這些布局不僅有助於增強全球供應鏈韌性，也能夠緩解貿易摩擦，使中國企業從單純的出口者轉變為當地經濟發展的參與者。

三、邁向全球化3.0：以全球產業組織能力重構發展共識

但產業能力全球共享不是中國全球化的終點。未來真正決定國際競爭優勢的，可能已經不再是誰擁有最多工廠，而是誰擁有最強的產業組織能力。

回顧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跨國企業，無論是蘋果、英偉達還是ASML，都不是因為擁有最多工廠而成功，而是因為它們能夠組織全球研發、製造、供應鏈、資本和人才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配置創新要素，形成難以複製的產業生態。這意味着，中國全球化未來還將邁向第三個階段，那就是全球化3.0——世界產業中國組織。

屆時，中國輸出的將不只是商品，不只是工廠，而是全球產業生態本身：人工智能平台、工業互聯網、智能製造體系、數字供應鏈、跨境金融服務、技術標準、數據平台、算力網絡以及產業資本，將共同構成中國企業新的國際競爭力。未來最大的出口，未必是某一種商品，而可能是中國組織全球產業協同的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破解「中國衝擊論」，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中國有沒有衝擊世界」，而是世界如何能夠更廣泛地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

如果中國企業只是向世界銷售商品，那麼競爭和摩擦很難避免；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幫助更多國家發展製造業、培養人才、完善產業鏈、創造就業和增加稅收，那麼中國的發展就不再只是自身的發展，而會成為更多國家共同發展的機會。

李強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上的回應，體現的是中國堅持開放發展的戰略定力。而中國未來更需要向世界展示的，則是一種新的全球化理念：不是把全球產業集中到中國，而是依託中國的技術、資本、供應鏈和產業組織能力，與世界共同創造新的產業體系。

從「世界商品中國造」到「中國商品世界造」，再到「世界產業中國組織」，這不只是幾個概念的遞進，更代表着中國全球化戰略的一次歷史性躍遷。

結語

如果說過去四十多年，中國向世界證明了自己能夠成為世界工廠；那麼未來二十年，中國更需要證明的是，自己能夠成為全球產業合作的組織者和價值創造的推動者。

當中國的發展不僅能夠提升自身競爭力，也能夠持續創造全球共同利益時，「中國衝擊論」終將讓位於一種新的共識——中國不是全球化的衝擊者，而是新一輪全球化的重要建設者。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