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門題材開新局　《給阿嬤的情書》照見港片突圍之路

當《給阿嬤的情書》在銀幕上靜靜鋪開一幅下南洋的潮汕畫卷，這封溫潤細膩的「情書」，也在香港電影人的心中激起深沉的漣漪。多位香港電影人觀看了影片，並與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了他們的觀影感受及對香港電影的啟發。著名導演唐季禮難掩欣賞，直言影片「真摯」得令人動容——那份純粹的人間情感、對歷史細節的扎實還原，讓他看到了當下社會所稀缺的人性溫度。

談及《給阿嬤的情書》，導演唐季禮難掩對影片的欣賞之情。「我覺得它很真摯。」他開門見山地表示，看得出導演在資料搜集和場景還原方面做了大量扎實的功課。影片真實再現了當年老百姓較為貧苦的生活狀態，以及那個時代人們出外謀生時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期待。「在外面謀生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但很多時候他們也沒有放棄，還是在努力生活、努力奮鬥。」

籌拍新片聚焦「香港1930」

更令唐季禮觸動的是影片中人與人之間那份純粹的情感。「女主南枝在泰國甘願去幫這個男生，她感受到他的愛意，可是也把這份愛意變成友情。這種真摯的情感，讓人看得特別舒服。」在他看來，影片所呈現的年代裏，人性的單純與真摯恰恰是當下社會所稀缺的。「現在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怎麼可能會這樣啊』，但在那個年代，人性還是比較單純的。這種單純而真摯的情感，我認為是這部戲最打動人的地方，也是最打動我的地方。」

唐季禮指出，香港電影百花齊放，但因為本土市場只有700多萬人口，所以一直以來都是以「走出去」為主，首先走向東南亞，也包括內地市場。「所以長期以來，香港電影以商業片為主導，類似《給阿嬤的情書》這樣關注特定歷史時期、注重情感表達的題材，很少有人會選擇去拍攝。」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香港歷史，在銀幕上幾乎是一片空白，這個時期的香港基本上沒有人去拍。」他透露自己正在籌備一個關於「香港1930」的電影項目，預計今年下半年將在香港開拍。「這類型的題材比較少人去選，也是個挑戰。」唐季禮認為，香港開埠初期、大量移民湧進的這段歷史很有價值，而成龍等「七小福」成員，以及他們的師傅于占元，都是當時從內地到香港奮鬥的代表。「我父親也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來香港的。在我們父輩、爺輩來香港的時候，香港其實沒有那麼先進，後來才逐漸建立、發展起來。」

香港有很多動人故事可講

香港人中有很多內地移民，最早幾批來港生活的人的經歷，與《給阿嬤的情書》中內地人去東南亞的故事有着高度相似性。「這中間有很多動人的故事可以講。這個1930的項目，比我父親來香港的時候還要早，我準備做成系列電影，所以我非常關注這些歷史故事。」

《給阿嬤的情書》是一部節奏緩慢的電影，卻在影院中顯得格外抓人，唐季禮表達了對慢節奏電影價值的肯定。「觀眾買票進場，就是已經準備好把兩個小時留給電影院。」他認為，這與刷手機的體驗完全不同。「如果演員和故事足夠吸引人，你就會願意放下手機。」

他對比了當下流行的微短劇與大電影的本質區別。「你看現在很快節奏的微短劇，刷完之後會覺得笑一笑打發時間，但不會讓你回味無窮，不會讓你還想再看，也不會給你多大的人生感悟。」在他看來，大電影就應該遵循電影的節奏，《給阿嬤的情書》證明了「不是說什麼都要快，還是要靜下來好好講故事，好好寫人物」。

方言有市 素人有戲 慢工有魂

銀都機構編劇張英觀看《給阿嬤的情書》後告訴記者：「在我看來，《給阿嬤的情書》最吸引人的首先是獨特的文化與距離感。下南洋的華僑史與潮汕文化在當前大銀幕上相對小眾，這種題材的陌生化處理、異域風情的視覺畫面，加上男女主角稚嫩清新的新面孔首先抓住了我的眼球。」其次，影片在情節結構的編排上較巧妙，有層次感與反轉魅力。它打破了傳統華僑奮鬥史平鋪直敘的套路，通過巧妙的節奏推進與情感鋪陳，最終將一個由情到義的曲折故事立體地呈現給觀眾。「從創作角度來看，影片的細節處理比較扎實，如果導演非當地人，或沒有深厚地浸淫於潮汕文化，相信很難把握到這種在地文化的精髓；此外，本片節奏明快，配角人物的群像塑造豐富，雖着墨不多卻可圈可點，並非只有單純的煽情，而是令人笑中帶淚，也為整部電影撐起了頗具厚度的主線。」

這部電影的敘事方式，對香港編劇有什麼可借鑒的地方？張英指出，最值得編劇借鑒的，是拒絕簡單的單線敘事，勇於在結構上做加法。要把故事講得既有趣又曲折，關鍵在於尋找截然不同的敘事入口。「這部電影通過層層鋪墊和視角轉換，打破了傳統苦難史的沉悶感。它提醒我們，當下面對小眾或宏大題材時，編劇不應只滿足於直奔主題的流水賬，而是要透過多維度的情節設計與視角反轉，讓觀眾在解謎的過程中完成情感共鳴。這正是香港電影在追求『把故事講好』時，非常需要內斂和雕琢的地方。」

以好故事撬動大市場

這類溫情片，能給現在的香港電影帶來什麼啟發？「香港電影在溫情片領域也曾有不少觸動人心的佳作，從《歲月神偷》《桃姐》到《淪落人》《金都》《麥路人》……但市場往往將這類作品歸為叫好不叫座的文藝片，導致投資風向過度向高成本、大卡司的警匪與動作片等傾斜。《給阿嬤的情書》的成功，可能為現在的香港電影帶來類型突圍的重大啟發，它證明了溫情片絕不等於不賺錢的文藝片。只要取材足夠獨特、立意足夠溫良，再配合精巧的類型化敘事，同樣能引爆市場，展現出驚人的商業潛力。亦能激勵香港電影界打破對大製作的盲目依賴，重新回歸到『以好故事撬動大市場』的良性軌道上。」

影片裏的阿嬤形象，對創作香港本地長者角色有何借鑒？「香港這座城市走得太快，常常把老人邊緣化，在塑造本地長者角色時，往往陷入功能化的刻板印象——要麼是需要被照顧的弱者，要麼是純粹推進主角劇情的工具人。《給阿嬤的情書》最值得借鑒的，在於它賦予了長者角色完整的、主動的『生命弧光』。片中的阿嬤不再是一個模糊的歷史符號，她有自己年輕時的驚心動魄，有堅守一生的情與義。這啟發我們，在創作香港本土長者角色時不要只看見他們的『老』，更要去尋見他們的『故事』與『風骨』，可能最平凡的一生也會藏着大時代的密碼，把他們當作有秘密、有追求、有強大內心世界的主角去寫，角色才會真正立體。」

張英續說：「我想可以試着將鏡頭對準那些隱沒在深水埗、天水圍、舊唐樓或院舍裏的平凡長者，寫他們年輕時的傳奇、內心的執着與獨特的生命力。如果仔細挖掘，每一位歷經香港經濟騰飛、時代風雨的老人，內心或許都藏着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可以寫他們年輕時在工廠大廈裏的拚搏、在九龍城寨裏的恩怨，或是跨越半個世紀、藏在心底從未對人言說的執着與承諾。這部『情書』不該是苦情和憐憫的，而是去致敬他們獨特的生命力與風骨，或蜿蜒曲折的細膩情感。如果願意把長者當作有故事的傳奇主角去對待，或許寫實溫情電影也能拍出震撼人心的情感厚度。」

冀大灣區電影政策再優化

銀都機構監製、香港電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王延明表示：「在《給阿嬤的情書》之前，早在2018年我已注意到藍鴻春導演的初作《爸，我一定行的》，以300萬人民幣不到的製作成本得到4,000萬以上的成績，如此成績其實非常值得研究及討論，可惜4,000萬票房在當今大起大落的中國電影圈中連漣漪也沒有，根本很少人留意到。之後藍導2020年的《帶你去見我媽》依然以小搏大，幾百萬成本而得2,300多萬的票房。」加上今日《給阿嬤的情書》，王延明認為這起碼證明了三件事：「首先，方言電影是有市場的，除潮語外，我們還有粵語、福建語、上海話……這都是有市場的；其次，素人主演是絕對可行的，不應再盲目相信名牌效應，大明星真是吃了很多製作費；再次，溫情題材是值得肯定的，題材方面只要在細節及貼地性都好好思考，有人就有故事，但故事要有質感。」

王延明不乏擔憂地指出：「近年，我看到有些香港電影公司在本地及海外市場迷失了方向，變得愈來愈不作為，令港片出產一年比一年少。」 他認為香港電影現時之困境在於票房回收愈來愈局限，投資輸多賺少。「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有122,000個戲院座位，到今日只剩下不足4萬。2000年後本地電影公司過度投入內地市場，近乎完全漠視東南亞及東盟等海外市場的需求。之後韓國、泰國等地影視起飛，近來馬來西亞及印度尼西亞亦積極發展影視行業，本地電影公司還是如在夢中。直到近年港片在內地連連失利後，香港電影公司才後知後覺。」

王延明強調，香港是以粵語為主的地方，本地電影和投資公司應該對自己的語言有信心。「大灣區人口近9,000萬，其中大部分人都懂粵語。港片如果能在大灣區自由上映，可能會多點生機。奈何政策上對於港片在大灣區發行、分紅及題材、放映審批上都未能鬆綁，現時中小型香港電影在大灣區寸步難行，希望未來大灣區對香港電影政策再優化，令香港品牌不致消失。」

（來源：香港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