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裏的香港三十年》系列丨從治水到治城：香港如何走向數字治理時代（三）

文 / 席春迎 董建剛 魏東金

回歸以來，當人們談論香港的發展成就時，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繁榮的國際貿易網絡以及不斷變化的城市天際線。然而，若將視角從維多利亞港兩岸的摩天大樓，轉向那些隱藏在山間、地下和城市運行系統深處的基礎設施，你就會發現支撐香港長期繁榮的其實是一套更加深邃的城市安全與治理體系，在這套體系之中，水務系統無疑是最具創新力、冗餘度與時代進階價值的典型代表。

前兩篇文章分別回顧了香港如何從嚴重缺水走向世界級供水網絡，以及如何從曾經備受污染之苦的「臭港」蛻變為國際級濱水城市。這些變化看似發生在不同領域，本質上卻折射出同一種硬核能力——在極端資源約束與高密度空間環境下，持續提升超大城市綜合治理水平的能力。

水困催生系統布局：多元水與韌性管網築牢城市生命線

從某種意義上說，香港過去大半個世紀的水務探索史，不僅是一部基礎設施的工程建設史，更是一部城市治理範式躍遷的進化史。

1963年的大旱，是香港現代水務體系建設的戰略起點。那一年，全港水庫蓄水量降至極限，政府不得不實施「四天供水一次、每次限四小時」的嚴厲制水措施。排隊取水、儲水度日的艱辛，深刻重塑了香港社會對資源安全底線的認知，也促使香港開始以更長遠的戰略眼光規制城市安全。此後數十年間，香港逐步建立起一套極具韌性的多水源協同保障體系。

自1965年3月1日正式向港供水以來，東江深圳供水工程逐漸成為香港最堅實的水安全底座，目前承擔着全港約七至八成的淡水供應任務。與此同時，香港充分利用自身山地地形優勢，在全港範圍內建設了覆蓋約三分之一土地面積的雨水集水區，並陸續建成17座大型食水水庫。東江供水與本地集雨相結合，形成了牢固的雙重保障體系。對於一座缺乏大江大河、自然水資源稟賦並不優越的城市而言，這種多水源協同模式為城市發展奠定了安全的底座。

比多元化淡水系統更具全球示範意義的，是香港在全球範圍內率先大規模推廣的「海水沖廁」制度。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起步至今，香港已建立起覆蓋全港約85%人口的海水沖廁系統，未來更計劃將海水及循環再用水沖廁覆蓋率提升至90%人口。這一制度每年為香港節省約3.2億立方米的珍貴食水，相當於全港約兩成以上的總食水用量，其節水規模等同於數座大型食水水庫的年供水能力。將自然邊界處的鹹水轉化為城市核心資源，這種化約束為優勢的系統思維，正是香港城市治理邏輯的精髓所在。

而支撐這一龐大水網穩定運轉的，是由17座食水水庫、21座現代化濾水廠、高負荷抽水站以及遍布全港的輸配水管網共同構成的韌性結構。

尤其是其獨特的環狀管網結構。與傳統的樹枝狀網絡不同，環狀管網具備極強的冗餘備份和抗風險能力。當局部管道出現突發故障或檢修時，系統能通過多路徑交叉調度繼續供水，從而最大程度保障城市中樞與金融網絡的正常運行。這種設計並非簡單的工程技術堆砌，而是城市「韌性治理」思維的物化體現。

跨越三代治理命題：從生存供水到濱水生態的持續進階

回顧香港過去六十多年的水務發展歷程，可以清晰地歸納出一個波瀾壯闊的演進軌跡：

•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香港解決的是「有沒有水」的生存問題。面對缺水危機，香港通過東江供水工程、雨水集水區建設和大型水庫建設，築牢了民生底座；
•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香港解決的是「水質與輸送是否安全」的品質問題。隨着21座現代化濾水廠、環狀供水管網以及嚴格水質監管體系的建立，香港逐步形成世界領先的城市供水網絡；
• 進入二十一世紀，香港開始面對生態與環境治理的時代挑戰。隨着「淨化海港計劃」（HATS）持續推進以及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等世界級設施的投產，維多利亞港完成了從昔日受污染海港向世界級濱水空間的蛻變。

如果說過去六十年的主題是物理空間的工程建設，那麼在邁向回歸三十周年的關鍵時點上，未來三十年的主題毫無疑問將是「AI時代的智能治理」。

香港的發展歷程，本質上是城市治理範式不斷升級的過程。每一次跨越，都對應着治理能力的一次躍升。今天，當人工智能、物聯網和數字孿生開始深度融入城市運行體系時，香港正在迎來繼水源建設、海港治理之後的第三次治理能力升級。這一次升級的對象不再是單一的物理設施，而是整個超高密度城市本身。

未來的城市競爭，將不再是單純的高樓數量、土地面積或基礎設施規模的競爭，而是治理效率、數據要素挖掘和智能決策響應速度的競爭。

數字孿生賦能全域水循環：AI驅動城市治理主動化轉型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義城市運行方式，而水務系統恰恰是這種變革最重要的感知起點之一。

事實上，未來智能水務的發展方向，並不僅僅是單個濾水廠、單段管網或單一治理項目的智能化升級，而是整個城市水循環體系的「一體化智能營運」。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供水、排水、污水處理、河道治理以及生態修復系統往往分屬不同管理主體，各自建設、各自營運。這樣的模式能夠解決局部問題，卻難以實現整體效率最優。

近年來，中國水環境治理領域探索形成的「廠-網-河-湖一體化」模式，正在提供一種極具產業普適性的治理思路，其核心不再是單個物理設施的達標，而是將供水系統、污水處理廠、地下管網、河流湖泊以及城市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行統一規劃、統一營運、統一數據回傳和統一模型控制。

這種「一體化」的系統理念，在香港與內地正產生着強烈的科技與資本共振。

在香港，為了應對地狹人稠之困，特區政府目前正斥資逾140億港元，穩步推進「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計劃」，擬將大面積污水廠移入地下花崗岩岩洞中，在釋放出28公頃珍貴地面土地的同時，建設亞洲最大的岩洞/地下污水處理廠。這與內地水務龍頭中國水環境集團在超高密度城區推廣的「下沉式再生水廠」形成了完美的科技印證。

當供水系統、排水管網、防洪體系、岩洞污水廠、海水沖廁網絡以及城市生態環境監測體系逐步接入統一的數字孿生平台時，香港實際上也正在建構屬於自己的城市級水循環治理體系。屆時，管理者關注的將不再只是某一座濾水廠的運行效率，而是整個城市資源配置的協同效率。

而當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進一步融入這一體系之後，廠-網-河-湖一體化也將從「物理協同」走向「數據協同、營運協同和決策協同」。每一滴水的流動軌跡、每一次管網壓力變化、每一處水質指標波動，都將化為數字世界裏的一個Token（數據代幣）。水務系統由此升級為未來城市感知物理世界、理解運行規律並即時優化調度決策的重要入口。

當暴雨來臨前六小時，系統已根據天文台氣象數據、排水管網即時流量、水位變化以及數字孿生模型完成數百萬次算力推演，並自動調整蓄洪設施和抽水站運行策略，實現由「被動防災」向「數據驅動的主動治理」跨越。

當地下數千公里的供水管網持續產生運行數據時，那些微小的暗漏不再需要等待爆管後才被發現，人工智能算法能夠通過瞬時壓力和歷史規律提前識別風險，自動安排維護計劃，將風險消納於無形。

未來的21座濾水廠和岩洞污水廠，也將不再只是末端生產和處理設施，而是遍布全港的城市智慧數據節點，實現供水安全、碳中和能效與資產配置的統一決策。

而更深遠的變化，則是香港有機會逐步建構覆蓋供水、排水、防洪、能源、交通以及環境治理的城市數字孿生底座。維多利亞港、東江供水系統、17座水庫、21座濾水廠以及遍布全港的地下管網，將共同組成一個即時映射城市運行狀態的數字智能世界。

這意味着香港未來最重要的競爭力，不再是單點的行業優勢，而是一種能讓超高密度城市長期安全、綠色、智能運行的綜合治理能力。

一滴水承載戰略價值：依託香港金融優勢，輸出中國治城方案

對於香港而言，這種能力同樣具有重要的國際資本與戰略價值。

放在國家發展的更大坐標系中觀察，未來中國正在系統推進國家水網、新型電網、算力網、新一代通信網、城市地下管網和物流網等「六張網」建設，其本質是在AI時代，建構一個更加智能、高效、協同的現代基礎設施體系。

香港雖然土地面積有限，卻擁有全球少有的超高密度城市治理場景，其在幾十年的安全營運中積累的高質量、多維度數據，正是最寶貴的數字資產。

一旦香港率先完成從工程治水向AI治城的範式升級，其不僅能成為國家智能城市建設的示範窗口，更能充分發揮其「超級增值人」的金融與制度優勢。

依託香港成熟的普通法環境、國際化評級體系與國際資本市場，兩地可以通過跨界的綠色金融與產業併購，將中國領先的「廠-網-河-湖一體化」硬科技方案進行全球化的資本重組。通過這種資本運作，我們可以將中國在超高密度城區及流域治理中磨煉出的「數字孿生」、「下沉式再生水廠」及「智能水網AI模型」，轉化為全球未來城市治理的行業標準，源源不斷地向「一帶一路」沿線、東南亞、中東以及拉美等正在經歷急劇城市化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模式輸出。

六十年前，「一滴水」意味着生存；三十年前，「一滴水」意味着發展；未來，「一滴水」將不僅僅是一種自然資源，更是一種數據資源、治理資源和戰略重估資源——每一滴水的流動，都將被即時感知；每一次壓力變化，都將被算法分析；每一次調度決策，都將由數字模型輔助完成。

從治水到治城，從工程治理到數字治理，從基礎設施建設到智能治理創新，這不僅是一條產業升級路徑，更是一條城市進化路徑。

結語

當未來的人們再次回望香港時，或許不僅會記住這裏曾經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會記住這裏曾經率先探索人工智能與城市治理深度融合的新模式，並在這一過程中，將一滴水所承載的治理智慧，轉化為面向未來城市發展的新競爭力。

過去六十年，一滴水見證了香港從資源短缺走向繁榮穩定；未來三十年，每一滴水所產生的數據、算法和智能決策，將共同塑造香港在AI時代最具穿透力的全新發展故事——這正是一滴水留給香港未來最深刻的啟示。 

（本文作者席春迎博士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董建剛為華立股份董事長、升輝清潔執行董事，魏東金為升輝清潔董事會聯席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