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月美術館美讀之鏡　解讀黃賓虹的藝術理想及其與嶺南文化關聯

（大公文匯網 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20世紀初，中國面臨着由傳統邁向現代的重要轉折，「古學復興」成為一批愛國知識精英尋求的救國之路。1907年，黃賓虹加入國學保存會，與鄧實、黃節等人共襄大業，全力協辦神州國光社，出版古典美術文獻，開始了他現代文化人與藝術家的生涯。黃賓虹與鄧實等粵籍人士的交往立足於「中國文藝復興」，以「古學復興」為話語，各自闡釋，「藝術救國」是黃賓虹畢生的追求，他始終一以貫之，多次在《真相畫報》等期刊發表畫作，並撰文論藝，他堅持在傳統筆墨基礎上申揚現代主義精神，走出了一條超越新安畫派的現代藝術之路。日前，關山月美術館「美讀之鏡」第2期邀請浙江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陸易，以「黃賓虹的變革理念與藝術理想——圍繞嶺南金石書畫與粵籍友人展開」為題，講述黃賓虹在20世紀上半葉與粵人的交往，及其中反映的黃賓虹之藝術理想。

講座將研究視角從通常意義上的「黃賓虹筆墨」問題，延伸至晚清以來思想史、金石學、嶺南文化與現代中國畫轉型之間的複雜關聯。與以往較多聚焦黃賓虹山水風格、「渾厚華滋」筆墨特徵的討論不同，陸易試圖通過浙江省博物館近年來持續整理的大量黃賓虹文獻、信札與收藏資料，重新理解黃賓虹在20世紀中國文化轉型中的位置。

從「畫家」到「革命者」

陸易認為，如果僅僅把黃賓虹視為一個山水畫家，那麼對於他的理解其實是被極大簡化的。在晚清民國的歷史語境中，黃賓虹首先是一個強烈關注時代變革的人。他早年曾因私鑄錢幣而被清政府通緝，被迫離開家鄉前往上海。這一經歷並非簡單的「逸聞」，而是說明黃賓虹從青年時期便已經捲入晚清以來的社會變革思潮之中。他並不是一個完全退守書齋、遠離現實的傳統文人，相反，他始終在思考中國文化如何面對現代世界的問題。在這一背景下，黃賓虹與《國粹學報》、國學保存會等晚清重要文化團體的關係便顯得尤為重要。陸易根據浙江省博物館館藏文獻，梳理了黃賓虹與鄧實、黃節等人的交往，指出他們並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文人雅集」，而是晚清以來民族文化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國粹學報》是晚清革命語境中的文化運動平台。鄧實、黃節等人試圖通過「保存國粹」的方式，重新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在這樣的背景中，黃賓虹開始發表關於印學、書畫與金石學的文章，也逐漸形成自己對於中國畫發展的整體思考。

「道咸畫學中興說」與晚清思想轉型

黃賓虹後來的「道咸畫學中興說」，實際上正建立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學術史觀之上。陸易指出，這一理論長期以來存在很大爭議。因為在傳統中國畫史敘述中，道光、咸豐時期往往被視為清代繪畫相對低落的階段：前有「四王」體系，後有海上畫派興起，道咸時期似乎並沒有出現足夠耀眼的大師。因此，黃賓虹為何偏偏強調「道咸中興」，成為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陸易從晚清以來廣東學術環境的變化講起。她特別提到阮元在廣州設立「學海堂」對於嶺南學術發展的影響。阮元提倡金石考據之學，強調以古文字、碑版與經典互證，推動了廣東地區經學與金石學的發展。與此同時，隨着晚清內憂外患加劇，學術界逐漸開始反思乾嘉考據學的局限，經世思想重新興起。陸易認為，道咸時期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於是否出現了傳統意義上的「繪畫高峰」，而在於它標誌着中國傳統學術結構開始發生變化：第一，經世意識重新高漲；第二，治學範圍大幅擴展；第三，金石學、文字學與書法、繪畫之間開始形成新的關聯。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黃賓虹重新發現了道咸時期的價值。

黃賓虹對於「金石」的重視，並不僅僅停留於題材或趣味層面，而是將其視為中國畫現代轉型的重要基礎。他曾將繪畫分為文人畫、名家畫、大家畫三類，並特別強調「金石家」在文人畫中的重要地位。陸易認為，晚清以來金石學興起，對於中國畫最深刻的影響，其實在於它改變了人們對於「筆墨」的理解方式。繪畫不再只是摹擬自然景物，而開始強調文字、碑刻、拓片等文化遺存所帶來的藝術形式變化，這種變化從某種意義上推動了20世紀中國畫新的形式語言發展。

重新理解「筆墨」

浙江省博物館除了藏有大量黃賓虹的書畫作品，還藏有數量斐然的黃賓虹收藏品，包括謝蘭生、吳榮光、陳璞、馮敏昌、吳大澂等人的書畫作品，他們大多是文化學者，在中國畫史中不算顯赫，黃賓虹為什麼如此重視他們？黃賓虹的收藏體系本身，就構成了他藝術思想的一部分。與傳統「南北宗論」建立的繪畫價值體系不同，黃賓虹特別關注那些處於「轉變過程」中的藝術家。他關心的並不一定是已經高度成熟的經典樣式，而是那些正在發生變化、正在孕育新可能性的筆墨語言。例如，在吳榮光等人的作品中，山石皴法已經開始出現不同於傳統「四王」體系的處理方式，墨色層層疊加，形成更厚重、更接近金石拓片效果的視覺結構。陸易認為，這種變化雖然尚未完全成熟，卻已經預示了後來黃賓虹積墨山水的發展方向。

在這裏，「筆墨」不再只是文人趣味意義上的書寫，而開始具有某種文化結構轉型的意味。黃賓虹早年也曾批評清代中後期畫學衰微，但到了晚年，尤其是在抗戰時期困居北京、長期閱讀古代畫論與文獻之後，他逐漸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並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道咸畫學中興」理論。也就是說，黃賓虹晚年的「渾厚華滋」，並不僅僅是個人風格的成熟，而是建立在他對整個晚清以來文化轉型重新理解的基礎之上。

嶺南、金石學與現代藝術

那麼，嶺南文化在黃賓虹思想形成中起到了什麼作用？陸易認為，長期以來學界雖然已經注意到黃賓虹與粵籍人士的交往，但浙江省博物館收藏的大量相關信札與文獻其實尚未被充分利用。正是在整理這些資料的過程中，她逐漸意識到：廣東與香港地區的文化網絡，對於黃賓虹晚年的藝術與學術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她展示了大量黃賓虹與粵籍人士之間的通信資料，包括鄧實、黃節、蔡守、黃居素、張虹、高劍父、陳樹人、劉作籌、蘇乾英、吳鳴等人。這些信札所涉及的內容極為廣泛：有學術討論、古畫收藏、金石研究、出版計劃，以及經濟贊助，甚至還有關於攝影、市場與國際傳播的討論。粵商與香港、新加坡收藏家對於黃賓虹晚年生活與藝術傳播的支持，其實遠比人們通常所想像的重要。黃賓虹晚年大量作品的流傳、出版與海外傳播，都與這一網絡密切相關。

與此同時，嶺南畫派與黃賓虹之間的關係，也呈現出一種非常有趣的複雜性。高劍父、高奇峰等人強調「新國畫運動」，積極吸收日本與西方藝術經驗；黃賓虹則更強調從中國傳統內部重新建立現代性。表面上看，兩者似乎路徑不同，但陸易認為，他們實際上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中國畫如何進入現代世界。黃賓虹雖然沒有留學經歷，也較少直接接觸西方現代藝術，但他對於現代世界的理解，其實很大程度上來自與嶺南畫家的交流。嶺南畫派所帶來的東洋藝術經驗、攝影技術、出版觀念與現代傳播意識，某種程度上促使黃賓虹開始重新理解「現代」這一問題。黃賓虹對於埃及石刻、歐洲藝術、攝影技術、國際藝術市場等問題的關注，都說明他並不是一個狹隘的傳統主義者。相反，他試圖在中國傳統內部尋找一種能夠與現代世界對話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