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香港｜「香港故事」：把城市放回大歷史

文/林鳴謙

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常設展區更新後重開，不少人走進去看一看：有人關注新增的展品與敘事方式，有人留意個別篇章的取捨與編排。總的來看，策展人在有限的空間裏替觀眾搭一座橋，讓人能從今日的生活走回過去的歲月，再從歷史的塵埃展望明日的方向。政府公告亦指出，更新工程分階段推進，常設展區重開是重要里程碑。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說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意思就是每一代人都會帶着當下的問題回望歷史，從而在材料、觀點與敘事之間重新組織理解。法國史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提出「長時段」，提醒人們不要只盯着短促的政治風浪，而要看到經濟、地理、人口、技術與生活方式那種慢而深的力量。香港的故事若執著於幾個政治符號的爭拗，就會把城市的格局變小；若能回到「人在其中」的宏闊脈絡，才能真正把城市的「胸襟」放大─放大到中國近代遭逢的風雨、放大到世界貿易的潮汐、放大到普通人如何在變局中守望相助、奮鬥前行的悠長畫卷。

香港與國家命運密不可分

因此，「香港故事」最值得關注的，不是個別片段是否有所取捨，而是取捨的「坐標」是否公允客觀。以往有一種敘事，把香港從中國歷史中硬生生剝離，彷彿香港是一座自給自足的孤島，與民族的苦難、國家的振興、人民的遷徙與奮鬥毫無關涉。這在某些年代並非沒有市場─把香港描繪成「與中國無涉的例外」，把城市的成就完全歸因於外來制度或殖民治理，於是香港人被塑造成歷史的旁觀者，而不是歷史的參與者。問題在於，它忽略了香港的根脈是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嶺南文化，忽略了香港的城市人口主要來自內地不同時期的流動與聚合，也忽略了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樞紐，恰恰與中國的國家命運、與改革開放後的區域發展密不可分。把香港從中國歷史「抽離」，並不會讓香港更加自由，反而會讓香港猶如浮萍一般，愈加游離與虛幻，既失去理解自身的坐標，也失去面向未來的底氣。

從觀念的角度看，歷史最終要回到「人民」與「實踐」：不是少數人的自說自話，而是廣大人民在生產與生活中的共同創造。這並不排斥材料的多樣，更不排斥研究的細緻；它只是提醒我們，歷史不能被某種浪漫的想像所替代，不能用片段遮蔽整體，也不能把階段性事件視為全部。以香港為例，屋邨的興起、工業的擴張、港口與機場的建設、金融與專業服務的形成、教育醫療的改善、法治環境的累積、社區互助的韌性……這些是一座城市的「骨架」。而這副骨架的形成，從來離不開更廣大的國家與區域背景─國家興，香港得勢；國家穩，香港得安。這不是政治宣示，而是真實的歷史經驗。

面對展廳的更新與重開，我們更需要一種成熟的「公共史學」態度：一方面承認展覽的公共敘事功能─它要為大眾搭建主幹，讓多數人可進入、可理解；另一方面也尊重社會對歷史的求真精神─透過學術研究、檔案文獻、口述歷史、不同時期出版物去補充枝葉。多元成熟的社會從來喜歡「兼聽則明」，怕的就是把公共討論引向「捕風捉影」：以立場預設結論，以情緒取代論證，最後把歷史變成互相指控的工具。如此一來，所謂「存真」就難上加難、無從談起了。

今天香港需要的歷史自覺，不是把每一段爭議都變成政治對抗，而是把歷史的重心拉回共同體的重建─重建社會信任，重建治理共識，重建向前的動能。當世界局勢動盪、風險外溢加劇，若仍沉迷於碎片化的記憶拉扯，就很難把注意力放回真正重要的事─如何把城市治理好、把民生改善好、把發展推進好。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歷史不是用來「抽刀斷水」，更不是用來「各取所需」，而是用來照見大勢、照見人心、照見道路。真正的「香港故事」，在於讓每一位走進展廳的人都明白：香港的根在祖國，路在未來；而我們共同的任務，是在「一國兩制」之下把這座城市建設得更安穩、更開放、更有盼頭。

（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來源：大公報A10：評論 2026/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