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計劃」首度亮相香港國際電影節 藝術總監王紅衛冀拓寬青年導演國際視野

「青葱計劃」藝術總監王紅衛。(胡若璋 攝)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若璋)4月的香港,正浸潤在潮濕多雨的清明時節,細密的雨絲遇風微斜,落在香港文化中心的玻璃幕牆上,柔柔地泛出一片朦朧。雨霧中的維多利亞港灣,像無數影片中描摹過的一樣,化身為一座巨大的、流動的攝影棚。天星小輪的馬達聲穿過雨簾,聽來像一串悠長而懷舊的嘆息。恰逢香港國際電影節50周年,王紅衛帶着他的「青葱計劃」來到這裏。素有華語電影「幕後推手」美譽的王紅衛,是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秘書長、「青葱計劃」藝術總監、也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他坦言此番來港便是希望在華語電影通往世界的窗口之地,被更多人看見,也希望更多青年導演借此拓寬視野,放眼全世界。

「青葱計劃」作為內地最具系統、最權威、扶持力度最大、成活率最高的青年導演扶持項目,在第十個年頭首次走進香港。王紅衛說,「青葱計劃」從誕生之初,就不是一個局限於內地的扶持項目。38周歲以下的年齡限定,精準扶持的是青年導演的成長生猛期。

「計劃立足的是多元化且面向未來的定位,着眼的也不只是一部電影的完成,更是導演本身的潛力發掘。」王紅衛說,「青葱計劃」的初心,從來不是簡單完成一個拍攝項目,而是讓青年導演通過這一部作品,真正被行業看見、被市場認可,從青澀走向成熟,最終躋身主流創作隊伍,成為華語電影的新生力量。

十年間,「青葱計劃」累計扶持拍攝了三十多部青年導演的首作。如今,不少青年導演如白雪、梁鳴、高朋、王通等,都已成為內地耳熟能詳的創作者,活躍在華語電影的創作一線。「不管是藝術電影還是商業電影,我們最初的目標,基本上已經達到了。」計劃在他口中,可謂如數家珍。

從第一屆開始,「青葱計劃」就將目光投向了全球華人青年導演,導師隊伍也覆蓋了整個大華語區——香港導演徐克,早已是計劃的核心導師;當年尚屬新生代的翁子光導演,也早早被納入導師陣容。同步,學員入圍名單裏,有香港、澳門、台灣的導演,也有海歸導演,簡單來說,華語電影本就是一個整體。

「青葱計劃」首部合拍片《觀心》開機大吉。

為華語電影青年導演提供機會

此次借香港國際電影節50周年的契機,賈樟柯導演和王紅衛一同帶着「青葱計劃」前十強學員來到香港,正是要向業界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青葱計劃」從來不是一個內地專屬的扶持項目,而是面向整個華語電影青年項目計劃。王紅衛說,尤其,當下電影市場正經歷着全球性的嚴峻挑戰,票房波動、創作瓶頸、資本謹慎;相較之下,內地龐大的市場體量,成為支撐行業前行的基本底氣。

「如果能和香港國際電影節攜手,把這件事做深入,未來更多的交流與合作,就能讓這個搖籃變得更有力量。」王紅衛說,香港一直有着不可替代的窗口作用,也是當下建設中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更是華語電影「走出去」與「引進來」的關鍵節點。

「我們應該把這個窗口開得更大。」擁有內地電影「幕後推手」美譽的王紅衛,深耕教學與幕後工作數十年,帶過無數學生和青年導演,這也讓他敏銳地意識到,當下大部分內地電影創作者,目光多聚焦於內地市場。「為內地觀眾拍電影,這無可厚非,但在中國電影走出去的過程中,擁有國際化視野變得愈發重要。」王紅衛說,此番帶着「青葱計劃」學員到港,也是希望新一代青年導演,能看到更多具有當代性的世界各地的電影,能知道除了在內地尋找投資外,還可以去香港、去東南亞、去全世界尋找機會,這種視野的拓寬,比什麼都重要。

在王紅衛心中,「走出去」從來不是簡單地將內地大賣的影片推向世界,也不是文化符號的生硬堆砌。對於北上發展或走向全球的香港青年導演而言,更重要的是,從創作之初,就要學會用另一雙眼睛看待中國故事,用更具世界性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只有這樣,中國故事才能真正被世界看見,與全世界產生更強的共鳴質聯結,實現更廣泛、更深入的國際對話。」

第十屆「青葱計劃」十強導演匯聚在香港M+博物館。

首部合拍片開機 不刻意生產「港味」

就在此次香港之行前一周,「青葱計劃」首部香港青年導演拍攝的香港題材電影《觀心》在珠海開機,談及這部影片,王紅衛難掩興致,話也多了幾分。他介紹,該片導演王怡筠早在第八屆「青葱計劃」就入圍了前十強,始終深耕香港本土故事,最開始也想借助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部劇情片計劃」啟動項目,中間歷經幾番變動,最終找回內地投資,由中影牽頭,惠英紅、鮑起靜兩位香港老戲骨傾情加盟,後來英皇電影發行(北京)有限公司也正式加入,這部影片也因此成為「青葱計劃」的第一部合拍片。

作為該片的監製,王紅衛說,他和導演講得最多的,就是要拍出一部「真實的香港故事」——不是刻意去生產某種標籤化的「港味」,而是讓內地與香港觀眾都相信,這是真正發生在香港的故事。「以前內地觀眾看香港電影,多少帶着一點獵奇感,但這種觀感是有限的,也難以長久。」言語間王紅衛眼光看向窗外,人潮湧動的香港街頭也讓他感念,隨着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的到來,我們更需要有普世性的香港故事,而這,也是當下華語電影中最稀缺的部分。

王紅衛也想起了自己曾提出的「地方志電影」概念。「潮汕有導演拍潮州話電影、西南有方言電影、滬語電影也在不斷湧現,這些電影的發展,讓我們意識到,曾經華語電影起飛時,我們需要票房大體量的製作來撐起市場,來建立行業信心,但現在,全民電影或許就只是少數。」王紅衛認為,當下行業最需要的,是降低「市場訴求的門檻」,這不是說降低技術與藝術門檻。「一個青年導演,要把控大體量大製作,門檻太高了,但行業沒有新人,就必然會走向衰落。」回望香港電影的起步,他頗有同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電影起步時,拍的也都是小片子、市井鄰里的故事,沒有宏大的製作、高額的投資,卻正是這些小成本產出了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

王紅衛言語間,也有作為老師的苦口婆心。他強調,青年導演拍小體量電影,不要自動歸位於只拍藝術片、文藝片,「要在小體量裏拍商業電影,拍普通觀眾願意看的電影。這樣,華語電影才有活路。」

「青葱計劃」走進香港M+博物館。

「幕後推手」感念的兩個瞬間

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青葱計劃」邀請關錦鵬導演舉行大師對話,當關導提及電影《地下情》時,王紅衛原本想插話分享的衝動,被在座學生們的熱情所沖淡。他第一次看這部影片,是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後,第一個寒假去廣州姑姑家時,偶然在電視上邂逅的。

「現在我上課的學生都是00後,當他們要拍攝相關題材時,我也會推薦他們去看這部幾十年前的作品,在華語片裏,拍年輕人、尤其拍城市年輕人,這部片子無出其右。」情緒的回游,王紅衛繼續供給了屬於他的兩個難忘時刻。

第一個,是寧浩《瘋狂的石頭》上映後,那個從午後延續到黃昏的傍晚。王紅衛與寧浩相識甚早,從《香火》到《綠草地》,他一路扶持這位青年導演,直到《瘋狂的石頭》獲得劉德華先生幫襯,拿到真正的市場投資,才有了專業演員班底與市場化製作。「當時我們都想着,能拍完上映就好。」王紅衛回憶,彼時三十多歲的自己,已是整個團隊裏的「大人」,其餘成員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大家滿心都是把片子做好,從未想過會爆火。

這部小成本影片的意外走紅,在後來的行業回溯中,被看作是開創內地青年導演現代情景喜劇的先河,其意義堪比張藝謀《英雄》開啟的大片時代、馮小剛《甲方乙方》開創的賀歲喜劇時代。那個傍晚,兩人在寧浩家樓下小酌,自然而然地商量起下一部作品的方向,那個瞬間讓王紅衛心生感念:年輕創作者終於有了靠近電影的機會,也正是從那時起,中國內地電影以群體之力,正式開啟了騰飛之路。

另一個瞬間,是2018年看《流浪地球》初剪版本時。影片結尾,所有趕到的救援隊員一同用人力推一扇門,以肉身之力撬開希望、奔赴拯救,那個場面悲壯而動人。「我在現場和郭帆說,如果要找一個具體的鏡頭,完成電影與現實的互文,就是這個鏡頭和場面。」作為中國首部大體量科幻災難片,《流浪地球》誕生之初滿是未知:高投資、零經驗,甚至「中國人能否在電影中拯救世界」這個問題本身,在當時的行業裏都是難以突破的屏障。但郭帆團隊敢想敢闖,最終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份勇敢與突破,也讓王紅衛在回味中生出新的自我期待。

冀年輕導演嘗試低成本喜劇

作為中國影協科幻電影工作委員會會長,王紅衛近年始終在推動中國科幻電影發展,助力更多元的科幻作品湧現,也努力讓電影在當下呈現新的模樣。他分享,近期剛監製的影片《發現之旅》(暫定名),便嘗試引入「引擎電影」概念——這種將現實故事與遊戲世界相結合的形式,在內地尚未嘗試,而這類有新樣子的電影,正是他想着力推動的。

與青年導演、學生相為伍,王紅衛本能地認為,電影的新樣子,終究要靠95後、00後這代年輕人去創造。他有一個希望,年輕導演要多嘗試低成本喜劇,不依賴知名喜劇演員,不局限於現有下沉喜劇模式,拍出真正屬於年輕一代的作品。展望與回味交織,王紅衛發現,每一次電影市場低迷時,傳統類型題材也會成為救市的重要力量。

青年導演在香港合影,王紅衛(右一)希望借這次交流機會,讓大家了解「青葱計劃」。

【觀點】AI來了 真正做事的人不悲觀

AI是當下諸多專業人士繞不開的話題,在電影界的提及率更是遠超其他產業,成為無法迴避的行業議題。「青葱計劃」藝術總監王紅衛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接受專訪時,明確表示應以謹慎態度談論AI。

2023年,《流浪地球2》上映與ChatGPT火爆同期而至,全國巡迴路演中,「人與機器的關係」成為外界對他們的高頻提問。自此,只要有AI相關主題的影視活動邀請他擔任評審主席,王紅衛幾乎都會答應。

「想對一個問題有發言權,必須先去了解、學習,看得足夠多,才能有判斷與思考。」他坦言,任何新技術風口都有推動者、學習者與泡沫製造者,AI究竟是資本博弈的金融遊戲,還是真正的生產力機遇,仍有待觀察。

不過王紅衛有個強烈感知,今年春節過後,關於AIGC在電影界的替代作用、降本增效的可行性,以及其帶來的創作平權等,更多冷靜的思考開始出現。「這比一年多前的盲目熱情、焦慮慌張要好,能讓我們從細枝末節處,理性審視它對電影業的影響。」

他始終認為,當下電影人最該做的,是冷靜觀察、保持好奇,不盲從也不慌張。王紅衛強調,電影的文化屬性一直存在,能幫助人們建立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關係與思考,只是近年被消費主義和過度商業化遮蔽。當前行業低潮,或能借新技術契機,讓部分電影回歸上世紀六七八十年代的純粹模樣。「AI來了不用太悲觀,真正認真從事這個行業的人,都不悲觀。」

(來源:香港文匯報A12:專題 2026/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