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觀察｜祛魅日本：困在「發達國家」殼子裏的貧困兒童

文/周亞欣

在全球輿論敘事中，日本常以「高度發達」「社會穩定」「民生優渥」的形象出現。然而，當我們撥開這層精緻面紗，一組冰冷數據揭示着這個國家鮮為人知的隱痛：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1年發布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該調查通常每5年公布一次），日本居民整體相對貧困率（低於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50%）達15.4%，約2000萬日本人民處於貧困線以下。其中，兒童貧困率達11.5%，有近200萬18歲以下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更令人震驚的是，單親家庭兒童貧困率高達44.5%，在經合組織（OECD）43個成員國中排名第八，遠超31.9%的組織平均值。

令人揪心的生存圖景

去年4月，一則「學校午餐只包含一小塊炸雞、一碗米飯和味噌湯」的報道引爆日本網絡，不少家長晒出自家孩子的午餐，表示孩子回家就喊餓，甚至「連監獄伙食都不如」。「兒童食堂」是日本民間為解決部分兒童吃不飽飯問題而自主發起的項目，然而隨着這一現象愈加嚴重，日本「兒童食堂」數量在2024年達到10800餘間，已超過公立初中的數量（9265所）。據日本兒童支援機構Save the Children Japan調查，九成受訪貧困家庭大米短缺，六成被迫減少主食攝入，四成兒童吃不到足夠的米飯。約三成兒童頻繁生病、變瘦、身高增長遲緩。近年日本物價飛升，5公斤的大米已從2000日圓上漲至4800日圓（約合人民幣240元），對日本的貧困兒童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難以掙脫的結構性困局

日本的兒童貧困問題，根源在於日本社會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這些矛盾相互交織，形成難以掙脫的枷鎖，將數百萬兒童困在貧困的循環中。

宏觀經濟差。2025年日本2人以上家庭恩格爾系數為2.6%，創1981年以來新高。日資源匱乏、高度依賴進口，日圓貶值大幅提升進口成本，生活必需品價格急劇上漲，2025年物價上漲3.7%，遠高於央行提出的2%目標，工資上漲幅度遠低於物價上漲幅度，日家庭年收入和居民購買力持續下降，2025年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人均實際收入下降1.3%，連續4年下降且降幅擴大。

同工不同酬。統計數據顯示，單親媽媽收入普遍較低。是因為單親媽媽工作不努力嗎？當然不是。日本的薪資結構被概括為「10（男性正式員工）、8（女性正式員工）、6（男性非正式員工）、4（女性非正式員工）」。其根源在於日本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為刺激經濟而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將勞動者從身份、權利、待遇上劃分為「正式僱員」和「非正式僱員」，後者的薪資只有前者的六至七成，如今佔日本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單親媽媽囿於育兒壓力等因素，多數只能選擇非正式工作，導致其收入微薄，這種僱用結構導致並固化了階層與性別的不平等，將單親媽媽排除在高收入人群之外，這是造成單親兒童貧困問題的經濟根源。

撫養費缺失。日本單親家庭率高達12.2%，其中母子家庭約為九成。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1年的調查，通過判決或協議獲得撫養費的母子家庭僅為44.3%，實際收到撫養費的母子家庭為28.1%。對比其他發達國家針對撫養費的保障政策（如可扣押工資、駕照，甚至採取監禁等刑事手段），日本針對撫養費的執行停留在民事上，執行力弱，這導致育兒的經濟重負幾乎完全壓在了單親母親身上。

再分配失效。日本老年人社保投入佔GDP 15%左右，而對兒童的投入僅佔GDP 1%-2%，在發達國家中處於極低水平。公立中小學表面免費，實際隱形教育費（餐費、補課費、課外活動費等）昂貴，大學學費高昂。兒童撫養津貼金額有限且獲取資格審查嚴格，而單親父母一旦再就業將面臨補貼中斷的風險，易掉入「貧困陷阱」。2025年單親貧困兒童補貼雖上調2.7%，但仍遠低於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速度。此外，日本獨有的「恥感文化」強調「個人責任」，這導致兒童貧困問題被視為家庭應自行解決的問題，而非社會應共同承擔的責任，成為社保難以發揮作用的結構性障礙。

濾鏡破碎後的殘酷現實

真正的發展，不應只是GDP的增長，更是每個個體的幸福與尊嚴；真正的現代化，不僅是高樓大廈的林立，更是每個孩子眼中的光芒與希望。生存權和發展權才是最大的人權，當日本代表在人權理事會上高調宣稱「剝奪孩子的無限潛能絕對不可容許」時，約200萬日本兒童仍在被忽視的貧困泥濘中掙扎。日本兒童長期、大規模陷入貧困，成為日本最嚴峻的社會矛盾之一。這場沉默的危機不僅是數百萬兒童的生存困境，更是日本經濟停滯、社會結構固化的集中體現，它打破了外界對日本「全民中產」的美好想像，讓我們得以窺見這個發達國家精緻面紗下外強中乾的本質，是對其自我標榜的「文明」與「平等」的最有力祛魅。

（作者為國際問題評論員）

（來源：大公報A12：評論 2026/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