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全國兩會 五年規劃大家談 | 制定五年規劃 有利發揮優勢
編者按: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中國「十四五」交出亮麗成績單,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40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5.4%,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持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和最強穩定錨。
制定清晰、長遠的發展規劃,這一做法被西方觀察家認為是「中國之治」的核心優勢。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既擁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靈活性,又能借鑒國家長期規劃的制度優勢。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宣布,特區政府將全面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希望讓市民看到五年後香港會發展得如何,亦期望以後每個五年都有清晰的里程碑。」
為此,《大公報》特別推出「五年規劃大家談」,邀請各界人士就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建言獻策,以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助力香港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共繪香江美麗新圖景。
「香港不能再簡單做一個隨着外圍環境浮沉的中間人,而是要主動做一些事關自身發展的戰略謀劃。」香港將編制首份五年規劃,以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向《大公報》指出,這背後是內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
他認為,「十五五」規劃對香港提出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更高要求,香港更要主動配合服務國家戰略,在「八大中心」的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香港的特殊功能,包括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提升國家整體航運競爭力、服務科技自立自強等等。
「制定五年規劃也是提升政府執政能力和管治效能的重要實踐。」方舟說,香港過去缺少經濟和產業發展方面的規劃,政府要理解和把握產業的發展策略,才能構建出產業生態。
「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首先要回答,香港為何要制定五年規劃?」方舟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現在香港提出要做五年規劃其實與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密不可分。過去香港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更多扮演的是中介人角色,依靠左手倒右手,在中國內地和歐美市場之間「食兩頭利」,自身經濟的起伏也跟隨兩邊市場的情況而變化。
他說,現在國際格局發生了二戰以來最深刻的變化,在中美競爭的情況下,香港不能再簡單做一個隨着外圍環境浮沉的中間人,而是要主動做一些事關自身發展的戰略謀劃,尤其是要對接好國家的整體戰略規劃。
方舟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五」規劃對香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體現出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需要有新突破。這也體現在過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提法,升級成為「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科技自立自強
「過去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其實更多是內地對香港的單邊開放,由國家單方面支持香港發展,支持香港分享內地發展成果。」方舟認為,譬如2003年簽署的CEPA,其中的零關稅政策、服務業開放措施、執業資質認證等都是國家主動支持香港發展。還有近年內地出台的一系列便利港人在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就業生活的支持政策,鼓勵香港青年到內地創新創業的政策等,都是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體現,目的是讓香港各界人士能夠分享國家經濟發展的紅利。
方舟表示,這次「十五五」規劃增加「服務」這一新要求,就是希望香港在融入之外,利用自身優勢為國家在新形勢下的發展作貢獻。所謂國家發展大局,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是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不斷崛起,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強化對中國打壓;二是中國內部正處於尋求高質量發展的經濟轉型中。在這個過程中,香港能為國家做什麼?這需要香港有戰略層面的思考,在考慮各方面事務時,需要有配合服務國家戰略的意識。
方舟舉例說,「八大中心」的發展,應該立足於服務現在中美競爭、中國內部經濟轉型的國家發展大局,以充分發揮香港的特殊功能。在國際金融中心方面,要利用好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優勢,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更好支持國家跨境支付體系建設。在貿易中心建設上,過去香港擅長於幫助西方企業及資金進入內地,現在也要加強幫助中國內地的企業走出去,建設全球供應鏈管理中心等。航運是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環節,近年來歐美利用航運保險封鎖俄羅斯的石油運輸,凸顯出航運服務業的重要性。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發展應該依託專業服務業優勢,配合國家大型航運企業的發展,努力提升自身在全球航運服務市場份額,助力國家整體航運競爭力提高。
把握北都機遇 吸科技產業人才
方舟強調,國家現在特別寄予厚望的是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設,期望其能服務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而國際創科中心的建設也需要與「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設相結合,通過吸引高質素的科技產業人才。過去香港通過八間研究型大學僅能吸納少量學術人才,以創科企業作為載體吸引產業人才的能力不足。未來應該把握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機遇,通過「築巢引鳳」,從內地和海外吸引產業企業集聚,以企業為平台吸引高端人才,建設具有產業影響力的國際創科中心。
提升管治效能 精準發展產業
方舟指出,過去港英政府強調「積極不干預」,以「小政府,大市場」自居,常常將「政府不會給予特定產業特別支持」掛在嘴邊。但事實並非如此,當時的政府也會對想要扶持的特定產業給予特別的政策支持。例如,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核心功能是貿易中心,港英政府為了進一步促進香港的國際貿易產業發展,在1966年成立了貿發局這一法定機構。
擺脫傳統成立基金派錢模式
方舟說,實際上,香港一直在社會福利、房屋政策、都市規劃、交通基建等方面都有中長期規劃。從「十年建屋計劃」開始,《全港發展策略》、「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十年醫院發展計劃」這些都是有非常具體指標的中長期規劃,但主要涉及民生、社會福利、交通基建甚至環保方面。
「比較有挑戰性的其實是經濟和產業發展方面的規劃,這方面也確實是香港的弱項。」方舟指出,在回歸前後,政府亦有以成立基金的模式,給予一些產業支持。但這種更多是以派錢為導向的被動式支持,只要業界申請後政府能將錢派出去,就算完成任務了,不一定能夠為產業發展帶來最佳效果。
方舟說,政府過去曾經提出一些計劃和構想,但大部分最終也「得個講字」。關鍵是這些基本都只是願景,背後沒有具體的策略方案、分階段目標和路線圖,以及如何實現各階段目標的跨部門統籌協調安排。
「香港制定五年規劃也是提升政府執政能力和管治效能的重要實踐。」方舟強調,從政府的角度,香港需要在擺脫傳統被動式的成立基金派錢模式之外,提升對產業理解和把握的能力。首先要理解期望發展的產業在全球的發展情況,產業地圖和產業鏈分布情況,同時也要理解目前國家在這些產業中的發展位置和發展策略。「然後要思考香港如何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在這些產業鏈的細分環節謀求合適的地位,並配合國家在這些產業的發展策略。只有在理解這些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去制定五年規劃的目標,然後具體地吸引香港真正需要的核心企業來落戶,從而構建出產業生態。」
他以香港的鄰居澳門為例,從2016年開始,已經制定過兩個五年規劃,現在正準備制定第三個五年規劃。「從澳門前兩個規劃的文本變化看,能夠觀察到澳門自身的規劃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他說,在澳門第一份五年規劃中,民生方面制定的量化指標較多,集中在醫療、教育、環保和社會保障上,對經濟發展和推動產業多元化着墨較少。但在第二份五年規劃中,可以感受到澳門在經濟發展、推動產業多元化以及與大灣區的協同發展較第一份有所加強。
設監測評估考核 助有效落實
方舟指出,五年規劃的另一關鍵是制定後如何有效落實。參考國家在五年規劃期間採用的動態監測、中期評估及總結評估機制,香港在制定出五年規劃文本後,也要有相應的配套監測、評估、考核與責任機制,提高規劃執行力和落實力。五年規劃會涉及許多跨部門協調的內容,這也對政府內部的跨部門協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不單是各個政策局完成分內的事,而且要充分考慮政策的複雜性,通過協調好各個部門保持政策取向一致性。
(來源:大公報A6:要聞 2026/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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