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香港對接「十五五」規劃的戰略支點

文／林龍安

國家「十五五」規劃正式文本將於今年兩會確認通過後公布，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將親率專班對接「十五五」規劃並首次制定香港五年規劃。如果說「十四五」規劃是香港「從亂到治」、「由治及興」的穩定器，那麼即將到來的「十五五」規劃（2026-2030年），則是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經濟結構轉型與國際競爭力重塑的加速器。

面對全球地緣政治的深刻變化和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浪潮，香港如何精準對接國家戰略，不僅關乎其自身的繁榮穩定，更關乎其作為「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角色的迭代升級。

從「被動承接」轉向「主動策源」

過去，香港在對接國家規劃時，往往側重「國家需要什麼，香港配合什麼」。而在「十五五」時期，這種邏輯需要向「香港能策源什麼，從而引領國家發展」轉變。當前，國家正處於高質量發展的攻堅期，新質生產力成為核心關鍵詞。香港擁有高度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普通法系、頂尖的高等教育資源以及自由流動的資本。這些「舊優勢」在「新時代」必須轉化為「新動能」。香港不應僅僅滿足於做國家引進外資的窗口，更應成為國家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高端服務輸出的策源地。

在實施「十五五」規劃過程中，香港社會各界必須打破思維定勢，主動將香港的獨特優勢嵌入到國家產業鏈、供應鏈和創新鏈的關鍵環節中去，從單純的「借船出海」轉向與內地「造船出海」。

成為「新質生產力」離岸樞紐

「十五五」期間，科技自立自強將是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香港在這一版圖中擁有不可替代的生態位。

國際創科中心建設的實質性突破。香港擁有雄厚的基礎科研實力，但長期受困於成果轉化率低、產業空心化。對接「十五五」，香港必須打通「從0到1」的基礎研究與「從1到N」的產業化之間的堵點。這就要求香港不僅要深化與深圳河套地區的合作，更要在北部都會區建設中，引入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龍頭科技企業，構建完整的科創生態圈。香港應致力於成為國家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綠色科技等領域的「離岸研發中心」和「國際測試場」。

金融中心的數字化與綠色化轉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傳統優勢在於股市和銀行業，但在「十五五」期間，香港必須在數字金融和綠色金融上搶佔制高點，協助國家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不僅僅是要增加離岸人民幣資金池的規模，更在於豐富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產品，要構建較為完善的風險對沖工具。同時，香港應利用其國際標準制定權，打造亞洲綠色金融樞紐，為國家的「雙碳」目標引導國際資本流向香港、流向內地。

確立大灣區一體化與制度型開放

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佳切入點。在「十五五」期間，大灣區的建設將從「硬聯通」邁向「軟聯通」的深水區。

成為規則銜接的「樣板間」。香港應主動探索與內地在專業資格互認、數據跨境流動、民生福利對接等方面的制度創新。例如：在醫療領域，推動「港澳藥械通」的擴容; 在數據領域，探索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大灣區數據安全港。這些制度型開放的經驗，不僅服務於大灣區，更為國家參與全球經貿規則制定提供「香港方案」。

形成人才高地的雙向流動。「搶人才」是香港近年的熱詞，但在「十五五」視野下，香港不僅要吸引國際人才，更要成為國家頂尖人才走向世界的跳板。香港需要建立更加靈活的人才流動機制，讓香港成為大灣區乃至全國的「人才蓄水池」，這也是香港始終保持持久競爭力的關鍵。

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對接「十五五」規劃，絕非意味着香港要失去其獨特性，恰恰相反，只有保持「兩制」之利，堅持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的核心價值，香港才能在國家規劃中發揮最大效能。未來的五年，是香港破解深層次矛盾、實現經濟轉型的窗口期。香港必須摒棄「等靠要」的心態，以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和舍我其誰的責任感，主動參與、深度謀劃，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當香港將自身的命運齒輪與國家發展的宏大敘事緊密咬合時，它不僅能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獨特的「香港力量」，也必將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書寫出更加精彩的「香港篇章」。「十五五」不僅是國家的規劃，更是香港重塑輝煌的行動指南。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大灣區進出口商業總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