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閱兵|《南京照相館》豐富抗戰電影人物拼圖 編劇張珂:影像之殤 或甚於槍炮

王傳君把戲中角色演活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若璋)當日寇鐵蹄踏破南京城牆時,侵略者手中照相機按下的快門聲,並不亞於槍炮轟炸給南京人、給中國人帶來的傷害。「他們精心炮製的『中日親善』虛假圖景如若得逞,在那個信息傳遞渠道極為有限的時代,對殘酷真相的遮蔽效果,不輸給兩顆原子彈的威力。」電影《南京照相館》編劇張珂,在影片於香港上映之際,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直言:「電影透過一家照相館裏發生的真相與虛假信息的爭奪戰,正是我們冀望能以小見大的方式,讓更多觀眾得知,這場反人類的系統性屠殺,絕非偶發事件或戰爭附帶傷害。」

電影《南京照相館》以罕有的影像視角,切入抗日戰爭中一段最慘烈的歷史場景,顯露出媒介被操控的雙面性:攝影既能定格歷史瞬間,也能被施暴者用來編造謊言。張珂告訴記者,照片與現代人的生活密切相關,「選擇用照片作為切入口, 不只拉近了與年輕觀眾的距離,也讓他們對發生在88年前反人性的邪惡戰爭,有了更直觀的認知。」他在影片中設置的兩個橋段,也如願獲得了觀眾認可。「影片中,照相館裏老金拉動背景幕布,呈現出祖國各地的大好河山,以及膠卷中出現的普通南京人,之所以能得到觀眾的高度評價,我想,這是情感上的直觀代入、心靈上的同頻共振。」

背後對歷史話語權的爭奪

目前,《南京照相館》上映已逾月餘,除在內地熱映外,也已同步登陸海外影院與觀眾見面。面對登陸香港銀幕的「挑戰」,編劇張珂信心飽滿:香港觀眾國際化程度高,歷史觀與價值觀也更為多元,但影片要傳遞的信息及相對通俗的敘事方式,足夠讓即使缺乏深厚中國歷史背景的普通觀眾,也能看懂故事、理解情感,並為之動容。

「一部好的歷史電影或許就像一顆種子,會在觀眾心裏慢慢生根發芽。」張珂說︰「如今影片收穫的諸多正向反饋,包括海外觀眾觀影後流露出的震驚,以及他們對這段未知歷史的迷茫與探尋慾——都印證了作品的意義所在。」而回溯創作起點,張珂坦言,團隊確立的第一個重要命題,便是「對歷史真相的追尋」。

影片以平民視角切入,通過照相館暗房中的小人物群像,展現南京人民在至暗時刻的覺醒與抗爭。

「抗戰勝利80周年,我們仍在為還原歷史真相而努力,侵略者當年犯下的戰爭罪行,至今未能得到全方位的清算。」正因如此,在《南京照相館》籌備階段,主創團隊曾無數次自問:面對南京大屠殺這樣沉重且特殊的歷史事件,電影究竟該以怎樣的姿態構建敘事,才能既尊重歷史,又能真正觸動人心?

在家國黨政歷史題材創作領域,張珂早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過去6年裏,他先後參與創作了7部家國題材電影,從《我和我的祖國》《金剛川》《革命者》,到《志願軍》三部曲,再到如今的《南京照相館》,「這種創作選擇,既源於我個人的知識結構,更關乎我堅定的個人立場。」張珂毫不諱言,當下日本右翼勢力不斷篡改二戰歷史敘事的行徑,讓他更加意識到電影人絕不能置身事外,「我們必須積極參與到歷史話語權的爭奪戰中,揭示不容篡改的真相。」

影片靈魂是創作者的立場與價值觀

將「照相館」作為影片的敘事樞紐,張珂認為,此次較好探索了中國戰爭片的新範式——群像模型。具體而言,影片以「求生—抗爭—反擊」為脈絡構建起類型框架,展現戰爭陰影下的人性微光。但在他看來,僅完成敘事結構的「塑型」遠遠不夠。當一部電影肩負着揭示南京大屠殺真相的使命時,主創團隊必須直面一個核心命題:何為這部電影的靈魂?

如今張珂愈加確信,影片靈魂在於創作者的立場與價值觀。在《南京照相館》中,主創團隊毫不含糊地對88年前的南京暴行給出了清晰定義:這是一場反人類的系統性屠殺,絕非偶然發生的衝突,更不是所謂的「戰爭附帶傷害」。同時,影片也毫不避諱地揭露了侵華日軍所信奉的軍國主義本質——那是一種漠視生命、踐踏人權的反人性邪惡思想。

張珂的這份堅定,源於對現實的深刻憂慮。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否認侵略歷史的行徑從未停止,「他們篡改歷史教科書,質疑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將殘忍的屠殺詭辯為『戰爭附帶傷害』,這些顛倒黑白的論調,一直在侵蝕着大眾對歷史的正確認知。」

作為一名有責任感的創作者,張珂認為《南京照相館》的受眾絕不能局限於內地,更要直抵世界。他注意到,當下不少海外觀眾在接受採訪或在社交平台分享感受時坦言,此前對南京大屠殺一無所知,對二戰期間中國戰場所承受的深重苦難更是全然茫然。這讓他更加確信,向世界講述這段歷史,是中國電影人的責任。

講真實、立體、有溫度的中國故事

「我們需要的,是立場鮮明、直擊人心的歷史電影。」張珂的這份歷史情懷,與家庭環境有着深厚的淵源,他的父親是一名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教授,自幼便讓他接觸到大量近現代史的一手資料,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歷史視野。

「早在1894年甲午戰爭時期,清朝軍隊與日本軍隊之間,就已經存在着明顯的代際鴻溝。」張珂回憶,與父親研討歷史細節時,他便窺見了戰爭的「雙重性」,「戰爭從來都不只有真槍實彈的沙場交鋒,更有一場看不見硝煙的認知暗戰。」讓他震撼的是,甲午戰爭時期,當時中國羸弱的國力與滯後的社會變革造成民眾對戰爭懵然無知;而反觀日軍,彼時已經建立起完善的隨軍宣傳體系,不僅派遣記者、攝影記者記錄「戰績」,甚至邀請畫家繪製戰地浮世繪,在日本國內廣泛傳播,以此煽動民眾的戰爭熱情。

「直到現在,我仍會為一個多世紀前的細節感到心驚——當時日軍就已經懂得邀請西方記者『觀戰』,在國際輿論場中精心塑造自己『親善』『正義』的勝利者形象。」張珂指出,從史料中可以明確看出,1894年的日軍已形成初步的認知戰略;到全面侵華時期,更是系統化組建了所謂的「筆部隊」,拋出「大東亞共榮圈」的虛假理論,將赤裸裸的侵略包裝成反抗西方殖民的「正義敘事」。這套極具蠱惑性的話語,再配合經過刻意篩選的戰地影像,最終在日本國內煽動起舉國上下的戰爭狂熱。

基於對國際戰爭片創作的觀察,張珂坦言,中國影視創作者仍需積極探索中國戰爭片的新路徑。「這條路需要3個核心支撐:一是植根本土價值觀的藝術表達,讓故事有『中國魂』;二是強化類型化的視聽敘事,讓歷史故事更具感染力;三是淬煉寫意留白的東方美學,讓影像既有力量,又有溫度。」作為一名深耕家國題材的中青年創作者,張珂表示︰「我渴望在未來的創作中,將更多真實、立體、有溫度的中國故事呈現給世界,讓世界通過影像,讀懂中國的歷史與精神。」

照相館老金拒絕離開,因他視照相館為生命。

讓歷史裏的人成為鮮活個體

《南京照相館》為何能讓如今的普通觀眾產生強烈共情?編劇張珂解釋道︰「當時的南京是中國最繁華的都市之一,繁華程度僅次於上海。自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這座城市歷經整整十年的建設,市政設施不斷完善,民生工業逐步興起,公共服務的民生體系已相對完備,成為當時中國少有的繁榮之城。」張珂坦言,通過翻閱大量史料、實地考察歷史遺蹟,他深刻感受到,當時生活在南京的市民心中,都藏着一份對家園的自豪感。尤其是影片裏聚焦的這群人,他們潛意識裏深愛着自己的工作,更堅信只要憑着這份踏實與努力,就能在這座城市裏打拚未來。

「他們本就是最平凡的普通人,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突然降臨,徹底粉碎了他們的希望,最終逼着他們從『求生』走向『奮起反抗』。」 正如許多觀眾離場時的感嘆:膠片裏南京市民的遭遇,讓人直觀地看到一座繁華都市如何在戰火中灰飛煙滅,「當時的南京人和當下的我們一樣,懷揣着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這種跨越88年的市民生活情境,極易引發當代觀眾的情感共振。」

「照相館老金拒絕離開,因他視照相館為生命。這家曾經生意興隆的店舖承載着他全部心血。」張珂還特別提到,這部影片其實還成功填補了中國抗戰題材電影的 「人物拼圖」——與《東極島》中的漁民、《平原槍聲》《地道戰》裏的北方農民相呼應,《南京照相館》中的市民階層共同構築了抗戰時期國人形象的完整敘事版圖,讓這段歷史裏的「人」,不再是模糊的群體,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鮮活個體。

編劇張珂。(受訪者供圖)

特稿|「鳳華」一角揭示侵華日軍罪惡

「我們要真實展現戰爭的殘酷本質,絕不能渲染獵奇式的殘忍畫面。」談及《南京照相館》的核心創作準則,張珂語氣堅定地強調。在這部影片聚焦的主角群像之外,有一個僅出場3次的配角,卻讓無數觀眾在觀影後心碎難言。「她叫鳳華,是鳳凰的『鳳』,中華的『華』。」張珂特意點明這個角色的名字寓意,而正是通過這個近乎沉默的角色形象,影片深刻揭示了侵華日軍罪惡的慰安婦制度。

在長達1小時的訪談中,張珂反覆用「系統性」一詞來定義日軍的暴行,也以此闡釋創作鳳華這一角色的核心理念。「鳳華的3次出場,每一個細節都在無聲地傳遞關鍵信息,除了我們熟知的軍事侵略、文化滲透,日軍還建立了一套針對平民女性的、系統化的性暴力侵害體系。」

為何始終強調日軍暴行的「系統化」?張珂坦言,他在翻閱史料時發現,侵華日軍當年一邊配備武器裝備、一邊組建「筆部隊」進行輿論洗腦,更建立了一套極度罪惡的慰安婦體系。「他們通過誘騙、強徵等手段,將大量無辜女性強行關押在慰安所,對她們實施泯滅人性的性犯罪。張珂援引數據指出,僅中韓兩國,就有近20萬婦女被強徵為慰安婦,而且這些慰安婦像戰略物資一樣被跨地域部署。

張珂表示,他們在調研中發現,日軍曾將從廣東、香港地區強徵的慰安婦,轉運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戰場。這種跨區域的調度,徹底暴露了他們將女性視為「戰爭耗材」的罪惡本質 —— 他們把這種反人類的性暴力,粉飾成「維持軍隊運作的潤滑劑」,甚至當作激勵士兵的「戰功獎賞」,完全無視女性的人格與生命尊嚴。

「日軍這種成體系、有組織的反人類、反人權暴行,必須被更多世人知曉。」張珂透露,為了更貼近歷史真相,自己曾特意在香港街頭尋訪當年慰安所的遺址。但如今那些承載着無數女性血淚的場所,大多湮沒在林立的摩天大樓之間,鮮少有人知道它們背後藏着怎樣的苦難記憶。但他始終相信,真相終將在歷史長河中發出回響,提醒着後人銘記這段不能忘卻的傷痛。

(來源:香港文匯報A14:文匯專題 2025/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