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片）大公社評顯威力　助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文、圖〉）「聽老一輩人說，學生們當年就是從前邊那個城門出去，準備到臨潼向蔣介石請願……」8月的古城西安連日高溫，但在西安事變紀念館，遊客們的參觀熱情似乎比天氣還要熾熱。紀念館旁的小超市老闆周先生一邊招呼着顧客，一邊和遊客閒聊起來。

「大公報？咋不知道，那可是我們民國陝西三傑之一的張季鸞創辦的。」當得知記者來自大公報時，周先生驚訝之餘，隨即又給記者豎起了大拇指。「《大公報》歷史悠久，其社評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發揮了積極作用。」當年，載有《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社評的《大公報》加印數十萬份空投西安城，有力地影響輿論，助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位於西安城牆內西南角的張學良公館舊址，是西安事變紀念館館址之一。89年前，張學良和楊虎城便是在這裏醞釀發動了「西安事變」。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三省，隨後又加緊進攻華北，妄圖霸佔整個中國。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攻，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危難關頭，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計劃以「兵諫」逼迫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張楊兵諫扣蔣　要求聯共抗日

在西安事變紀念館，一系列展陳與介紹，揭示了當年《大公報》在西安事變中扮演的角色。1957年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時曾表示，在蔣介石到西安前，張學良曾與《大公報》主編張季鸞詳談過，徵求他對於「停止剿匪，聯合抗日」的意見，張季鸞十分贊成，認為蔣介石到來後，張學良應當「破釜沉舟，痛切陳述」。

1936年12月5日，張季鸞到訪臨潼華清池時告訴蔣介石，目前西安流行的政治氣氛以「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為標誌。同年12月9日，蔣介石通過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向大公報駐陝記者透露了一份「密囑」：發表任命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接替張學良負責指揮西北「剿共」事宜的消息。張季鸞獲知「密囑」內容後，要求大公報駐陝記者把「密囑」大意婉轉告訴張學良，同時安排「密囑」內容晚一兩天在《大公報》見報。除了「密囑」，蔣介石還於12月10日召集參謀會議，決定兩天之後頒布向紅軍發動攻擊的命令，如張楊兩部不服從命令，即解除其武裝。

危急關頭，張學良和楊虎城最終下定決心。1936年12月11日晚12時，張學良來到楊虎城寓所，高聲問楊虎城幹不幹，楊虎城則回覆說，我們準備好了，專等你來以後下命令。12日凌晨，東北軍開始在臨潼行動，12月12日上午9時左右，蔣介石被送到了西安新城，隨後張學良、楊虎城通電全國，公布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項政治主張。當夜，張學良亦急電中共中央請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計。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到西安商談解決西安事變的有關問題。

《大公報》空投西安　曉之以理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不僅絲毫不理會張學良、楊虎城的政治主張，還調遣大批國民黨中央軍開進潼關，甚至揚言要轟炸西安。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據悉，西安事變發生當晚，張學良便給《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發去專電，詳述其主張。12月14日，西安事變發生兩天後，張季鸞在《大公報》上發表《西安事變之善後》社評，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觀點。12月16日，張季鸞發表《再論西安事變》社評，力促事變和平解決。12月18日，張季鸞發表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是此次四篇系列社評最著名的一篇，當天的《大公報》被加印幾十萬份空投西安，這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言辭懇切的社評，有力地影響輿論，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發揮積極作用。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對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內地多位專家表示，《大公報》在促進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過程中，發揮了較大作用。此後，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華民族走上了團結抗戰的道路，並最終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話你知｜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張學良、楊虎城在向蔣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後，於12月12日凌晨，採取了「兵諫」，扣留了蔣介石，並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連夜電告中共中央。黨中央派周恩來於12月17日到達西安。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

名記風範｜大公報記者范長江　涉險赴陝報真相

作為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范長江在擔任《大公報》記者期間，曾寫下大量影響深遠的報道。特別是西安事變發生後，他毅然涉險去西安、延安等地採訪，轟動了全國。

作為一名記者，早在全民抗戰難以避免之時，范長江就意識到，中日一旦開戰，西北將成為大後方，因而很有必要對這裏進行考察和研究。1935年5月，范長江以大公報旅行記者名義開始西北之行，沿途寫下了大量旅行通訊，特別是他的旅行通訊中還第一次以寫實的筆法，公開、客觀地報道了紅軍的消息。報道在《大公報》陸續發表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西安事變爆發後，正在綏遠地區進行戰地採訪的范長江，馬上趕赴陝西。1937年2月2日傍晚抵達西安後，范長江首先在楊虎城公館採訪了周恩來，釐清了西安事變真相。其連夜趕寫的《動盪中之西北大局》稿件，不僅報道了事變的真相，而且清楚地傳達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主張。

毛澤東親筆函謝范長江

西安採訪結束後，范長江又於當年2月9日抵達延安。范長江先後見到了朱德、廖承志等，晚上他來到毛澤東的窰洞「作竟夜之談」。毛澤東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時共產黨的總路線、總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作了精闢的分析，並建議范長江回去後，利用《大公報》的影響，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不久之後，范長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陝北之行》。該文打破了蔣介石的新聞封鎖，詳細記述了他在蘇區的見聞，宣傳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此，毛澤東親筆給范長江寫了一封感謝信。

「《大公報》是站在公眾立場上的，在社會上代表着進步力量，中立客觀地介紹西安事變。」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曾表示，《大公報》如實反映了西安事變真相，展現了自己的影響力。

愛國將領｜楊虎城主動聯絡大公報　了解蔣抗日態度

「楊虎城將軍當年主政陝西後，便開始修水利，辦教育，造福桑梓。」原西安事變研究會會長、楊虎城將軍嫡孫楊瀚告訴記者，楊虎城一生憂國憂民，特別是在關乎國家興衰存亡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從來都是旗幟鮮明，敢於擔當。

楊虎城1893年出生於陝西省蒲城縣，從1911年投身辛亥革命起，就開始了救國救民的探索。「『九一八』事變後第5天，楊虎城公開發表《楊虎城泣告全國書》，要求同仇敵愾一致抗日。這也是當時國民黨中首位發出抗日要求的高級將領。」

「為民族國家一擲」

面對日本侵略者的侵略，1932年年初，心急如焚的楊虎城派人到天津，找陝西同鄉、大公報主編張季鸞，希望能了解到蔣介石對於抗日的真實態度，然而結果讓他很失望。「1933年，日軍佔領熱河，楊虎城主動到石家莊去見蔣介石，但蔣介石卻給滿腔抗日熱情的楊虎城迎頭澆了一盆涼水。」1933年9月18日，楊虎城在閱兵活動中公開打出了「放棄內戰、統一意志、以圖救亡」的口號，提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思想。

「隨着1935年東北軍進駐陝西，張學良和楊虎城先是在共同抗日上達成共識。隨後於1936年1月1日發表《告第十七路官兵書》，明確指出軍人的血應該為民族國家而流。」在楊瀚看來，楊虎城當時已經抱定了「為民族國家一擲」的決心。1936年12月8日上午，張學良去臨潼華清池面見蔣介石，想再努力一次但勸說無果。楊虎城隨後也去見了蔣介石，但蔣介石態度強硬。回去後，張學良和楊虎城經過商議一致認為：「我們為了國家，對蔣也仁至義盡了，現在只有幹的一條路（指捉蔣）。」

西安事變發生後，楊虎城被迫交出兵權。1949年9月6日重慶解放前夕，楊虎城被殘忍殺害，時年56歲。1956年，周恩來在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由於西安事變，張楊兩將軍是千古功臣，這點是肯定的。」

報界宗師｜張季鸞以筆為槍　社評輿論救國

一片忙碌的《大公報》報館、《大公報》人譜系照片牆、一張張泛黃的《大公報》報紙……連日來，位於陝西省榆林市的張季鸞紀念館，迎來大批參觀者。特別是在《西安事變 砥定輿論》這一篇章，很多參觀者紛紛拿出手機，記錄下「報界宗師」攜一紙《大公報》，以筆為槍、抗戰救國，與國家民族共存亡的殊絕貢獻。

六遷館址　絕不屈從日寇

張季鸞先生祖籍陝西榆林，他和辛亥革命先驅于右任、著名水利專家李儀祉一起被譽為近代「陝西三傑」。抗戰期間，張季鸞攜《大公報》同仁將社評重點放在宣傳救國圖存。國難當頭，他說，《大公報》不能在日寇包圍下窒息而亡。於是，《大公報》開始了不斷搬遷之路。由天津到上海、漢口、重慶、香港、桂林等地，都留下了《大公報》和先生的足跡。張季鸞攜一紙《大公報》以筆為槍、抗戰救國，為抗戰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1941年9月6日，長期身患疾病的張季鸞，在重慶與世長辭，享年54歲。1942年，應家屬及陝西各界人士請求，張季鸞葬於陝西西安，10萬各界人士參加葬禮。2014年8月13日，張季鸞的遺骨回遷榆林故里，葬於季鸞公園。為研究、傳承和弘揚張季鸞的崇高精神，當地還在陵墓附近建設了張季鸞紀念館。

張季鸞紀念館建築面積420平方米，布展總面積800餘平方，分為12個板塊。據工作人員介紹，紀念館把張季鸞一生工作、生活過的地方，用實景再現的形式進行展示，展現了一代報人心憂天下、救國圖強的愛國情懷。

（來源：大公報A11：內地 2025/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