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話劇《一張報紙的抗戰》編劇朱海：在磨難中尋找抗爭意志

【編者按】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由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袂打造的原創音樂話劇《一張報紙的抗戰》將於今年在北京和香港首演，並將在全國巡演。目前話劇劇本創作已經完成，由國家話劇院承擔演出任務。將《大公報》的抗戰歷史搬上舞台，對堅持文化自信和弘揚時代精神，都起到積極作用，觀眾翹首以待。

（大公報 記者　茅建興、孫志、龔學鳴）「一紙風行，承國之重，江山載此，千秋共讀。」著名策劃人、編劇、詞作家朱海在杭州工作室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坦言，「時代給予我機會，能讓我這支筆飛起來。我想寫的話劇是能夠穿越歷史，能夠完整記載一個時代的人物，她就是《大公報》，所以我決心創作《一張報紙的抗戰》。」

談及這部話劇，擔任編劇的朱海難掩激動，《大公報》吸引他的除了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位報界巨頭外，還有范長江、蕭乾這樣的戰地記者，以及始終秉承「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辦報宗旨。一家報館，一群文人，一支筆，一張報，從「九一八」事變當年刊出一萬期，到抗戰勝利告捷刊出一萬五千期，堅守「絕不在日寇鐵蹄底下出版一天」的辦報理念，義不受辱，決不投降，不斷南下，六遷其址，一走就是十四年，足跡遍布天津、上海、武漢、香港、桂林、重慶等地，其戰地記者更活躍於東西方兩大世界反法西斯戰場，將「吃下砒霜，毒死老虎」的鏗鏘誓言，化作五千多個日日夜夜。「這是抗戰文化的一次偉大長征，從北到南，這非常不易，我深深為之感動。」

青年看此劇將獲益良多

「《大公報》這十四年是一段歷史的見證，構築了這份報紙波瀾壯闊的歷程。我們的創作是將國共兩黨共同抗戰在一部戲裏面同時展開，這是一次新的嘗試，而目前我們的主體創作已經完成。」朱海指出，就是因為有了抗戰的十四年，讓中華民族徹底覺醒，形成了國家和民族的共同意識和精神，從這處意義上講抗日戰爭可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轉折點。「我特別希望在苦難中尋找精神的亮點，在磨難中尋找那種抗爭的意志。《一張報紙的抗戰》公演時，我相信從這個劇裏獲益最大的是今天的青年，是未來的青年，以及一切熱愛和平、願意與中華民族並肩前行的世界各國人民。」

「重讀《大公報》抗戰報道 常常淚流滿面」

在抗戰時期，《大公報》經歷了十四年特定的背景和環境，也在歷史上留下了很多功績輝煌、彪炳千秋的知識分子。談及此，朱海激動地說：「這一段歷史離今天八十多年了，我覺得辦報人往往忽略寫自己，新聞人在中國的舞台藝術上還幾乎是空白，我應該把他們寫出來。我相信《大公報》的這段歷史和故事，不受任何載體的影響，它傳播的是一個薪火相傳的民族精神，這一群人堪稱民族精神具象化的代表。如今是網絡和手機時代，媒體傳播的工具和載體換了，但精神不能換，信仰不能換，所以我覺得這個作品是有現實意義的。」

傳播薪火相傳民族精神

為了寫《一張報紙的抗戰》劇本，朱海翻閱了逾百本書，包括新聞史學家方漢奇的《大公報百年史》，「讀這些書很艱難，原因是要去摳一些時代的細節，要去比對書和書之間同樣一件事的描寫。比如說當時有一個名篇《落日》，是大公報記者朱啟平見證日本在密蘇里戰艦上簽署投降書後所寫的長篇通訊，裏面寫了個細節，投降儀式結束的時間恰好是早上九點十八分，就要去核實和查對原件。再比如，在重慶的時候，毛主席給《大公報》題寫的『為人民服務』，我記憶中毛主席題寫過至少兩次『為人民服務』，一次是給黨內的，一次是給《大公報》的。對一家報紙提出了黨的宗旨，就說明《大公報》的魂來自於民間，是為人民服務的。」

他還透露，劇中寫進了「濰縣集中營」，也寫了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謝罪碑。而作為一個重要的補充，他還是想整體的用一張報紙，一群以筆為槍的大公報人，來講述輿論戰場上的抗戰。他們的名言就是「我們是軍人，但沒有槍，拿的是筆」，當時范長江被譽為「長江一支筆，勝過百萬兵」，就是這麼來的。「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披露日本侵華的文化隊伍，這支文化部隊叫筆部隊。觀眾看過關東軍，也看過『七三一部隊』，但是沒有在舞台上看到過一支文化部隊，沒看到過中日文化那種生死博弈。這個筆部隊我查了一下，日本軍部當年第一批公布就是在南京大屠殺以後，第一批赴中國的、赴侵華戰場上的二十二個作家，其中有好多人與魯迅很熟，裏面有個人叫林芙美子，她在戰爭以前八次來中國，五次見到魯迅，她很崇拜魯迅。但是因為軍國主義的瘋狂，導致那一代文化人和作家墮落了，偏激了，瘋狂了，反人性了。」

彰顯一份報紙巨大時代影響力

「這次創作對我自己就是一次精神和情感的洗禮，重讀《大公報》抗戰時期的報道，常常淚流滿面，不能自已，更加堅信歷史是抹殺不去的，也是否定不了的。這個劇裏面設計了一組年輕人，他們就站在當代，穿越整個歷史。這個劇本大大小小的人物有名有姓的將近三十多人，是一部大劇，彰顯一份報紙的巨大時代影響力。我希望劇中寫到的津、滬、漢、渝、港、桂這六個城市的人都去看看這個戲，看看以《大公報》的名義戰鬥、生活、犧牲的那些報界前輩們，那些偉大的民族文化先驅，當時的場景都會再現，劇中也會呈現當時的演唱方式，《大公報》上的一批精彩文字已經摘出來了，包括社評和通訊中那些犀利和帶着硝煙的，帶着戰鬥情感的文字都將在八十年後的舞台上再現。」

國家話劇院院長田沁鑫：筆桿作槍　報館是營 展現中華民族不屈精神

《大公報》作為一份承載着厚重歷史記憶與民族情懷的百年老報，其價值早已超越了新聞傳播的範疇。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大公報》用油墨與新聞紙築起抵禦外侮的精神防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國家話劇院院長、一級導演田沁鑫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表示，《一張報紙的抗戰》將《大公報》報人抗戰的歷史搬上舞台，讓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以更鮮活、更貼近當代觀眾的方式呈現，增強民族自豪感與文化認同感，對於傳承偉大抗戰精神，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首份獲密蘇里新聞獎中文報紙

田沁鑫說，「我們對於《大公報》的歷史價值、精神內涵，對於這張報紙在整個中文報業在香港及海內外讀者心目中的位置，以及在抗戰中發揮的作用，深感敬佩。力求使這齣話劇不僅成為一部展現歷史風雲的藝術作品，更能讓觀眾在回望歷史中汲取精神力量。」

「《大公報》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其百年歷程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現代新聞史。尤其值得銘記的是，她歷經六次遷館的顛沛，卻始終堅守『不在敵人的鐵蹄下出報』。」田沁鑫對《大公報》的抗戰史娓娓道來：抗戰期間，即便報社館址屢遭戰火摧毀，編輯記者們仍輾轉於天津、上海、武漢、重慶、香港、桂林等地，在敵機轟炸的硝煙中堅持出報，用油墨與紙張築起抵禦外侮的精神防線。「這種『筆桿作槍、報館是營』的風骨，不僅是新聞人的氣節寫照，更折射出中華民族在危亡之際寧折不彎的脊樑。」

時代變遷，但藝術工作者的使命，令她有共通的情感和強烈共鳴，田沁鑫感佩《大公報》的這份堅守讓她在世界新聞史上留下了獨特印記：一九四一年，《大公報》憑藉其在抗戰報道中展現的專業精神與人文關懷，成為首份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獎的中文報紙，這不僅是對其新聞品質的認可，更讓世界看到了中國新聞人在苦難中的堅守與擔當。

「而在烽火連天的歲月裏，《大公報》的戰地記者身影遍布中國及海外戰場│從『九一八』事變到淞滬會戰，從歐洲戰場的硝煙到太平洋島嶼的激戰，他們冒着生命危險發回的每一篇報道，都成為連接前線與後方的精神紐帶，讓『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壯與『四萬萬人齊蹈厲』的豪情，通過鉛字直抵國人心中。」

藉人物抉擇凸顯民族精神力量

如何將《一張報紙的抗戰》打造成一部傳承精神、激勵民族的經典之作，田沁鑫表示，具體來講，需在三個維度深耕：其一，以細節錨定歷史質感。既要有歷史縱深的宏大敘事，還要聚焦鮮活的具體人物。其二，用戲劇衝突激活精神內核，讓「民族精神」在人物的抉擇中凸顯力量。其三，借當代視角架起對話橋樑。可融入當代新聞人的回望，通過時空交錯與當年的報人對話，探討「在流量時代如何守護新聞初心」。這種古今對照，既能讓歷史照進現實，也讓年輕觀眾在共情中理解：前輩們用生命捍衛的，正是我們今天仍需堅守的精神家園。唯有如此，大公報的故事才能超越「史料陳列」，成為一部讓觀眾在淚光中讀懂「何為氣節」、在震撼中傳承「民族精神」的永恆之作。

田沁鑫介紹，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員資源豐厚，不僅擁有一批德藝雙馨的藝術家和極具潛力的青年演員，更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多元化的藝術資源，具備打造精品劇目、傳遞時代精神的堅實基礎。國家話劇院將全力支持《一張報紙的抗戰》的創作和演出。

報人風骨 徐鑄成拒為日寇辦報

徐鑄成，這位中國著名記者與新聞評論家，曾任《大公報》記者、桂林和上海版總編輯，是中國現代報業史上的重要見證者。他的《徐鑄成日記》裏，記載了一段日佔初期驚心動魄的虎口脫險經歷。

資金糧米利誘 不為所動

香港淪陷後的一天上午，兩名日本兵和一名臂纏紅布的廣東人闖進《大公報》宿舍，指名要找金（誠夫）經理與負責編務的編輯主任徐鑄成。兩人被帶上一輛「插着『日軍××師團報導部』旗」的汽車，押到了德輔道的一幢大樓，見到身着軍裝、佩中佐級肩章的「多田部長」。多田不用翻譯，中國話講得相當好。他直言《大公報》雖是抗日報紙，但日軍可以「不咎既往」，只要合作復刊，資金、紙張、糧米都會供應。原因很簡單，別的報紙「沒有力量」，而《大公報》在國際上有影響。

然而，自盧溝橋事變以來，日軍侵華步步進逼，《大公報》同仁不願受日軍壓制，仰人鼻息，早已立誓決不在日寇鐵蹄下辦報一天。先後六次遷館，雖顛沛流離，卻始終昂然不屈。

面對多田的拉攏，兩人以紙張燒毀、銀行停業為由推辭，多田執意要兩人主持，還催促提供預算與人員名單。兩人故意稱需要原班編輯部才能保證質量，又說許多同事已失聯，藉此拖延。

離開時，翻譯特意指着對面房子冷冷暗示「已被監視」。翌日，多田再次詢問是否「想通」，兩人依舊以尋人困難為由周旋，還交出一份早知無法找到人的名單。

終於在天剛亮時，徐鑄成換上舊唐裝，從宿舍後門溜走，混入碼頭，擠進船艙，成功虎口脫險，奔赴廣西繼續出版桂林版《大公報》。

香港淪陷毅然停刊 與讀者「在黎明時相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十二月十二日日軍侵佔九龍，《大公報》香港版於十三日出版後停刊，終刊號社評《暫別讀者》引文天祥「留得丹心照汗青」的詩句慨然自勵，宣稱「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和親愛的讀者們，在黎明時相見！」

損失資產「二百萬以上」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大公報》桂、渝兩版同時刊登《本報港版停刊經過》，表達了港版誓與祖國同命運的決心：「我們明知港館必遭毀滅，而不能不忍受犧牲，支撐到底……本報的資產損失，則達二百萬以上。」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八年春，胡政之率費彝民、李俠文等人赴港籌備復刊《大公報》港版。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大公報》香港版正式復刊。復刊號報頭下印有「一萬五千九百三十四號」，費彝民為經理，李俠文為編輯主任。香港《大公報》繼承英斂之時期以來《大公報》的愛國傳統，使《大公報》愛國思想的這條主線，一直延續至今。

《大公報港版復刊辭》回顧艱辛歷程，坦陳復刊的意圖：「我們在八年抗戰中，事業由黃河而到長江流域，由長江流域而到珠江流域，一切都是團體行動，不知道經歷了多少艱難困苦……我們還是本着書生以文章報國的本心，恢復港版，想要利用經濟比較安定的環境，加強我們為國家民族服務。」

在香港出版的《大公報》，起始於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中間因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一度停刊。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復刊後，除了被港英當局被迫停過一段很短時間外，沒有中斷地連續出版至今，是各版《大公報》中出版時間最長的一家。

百年大報天津誕生

在天津最繁華的金街（和平路）四面鐘旁，一幢二層磚混的日式洋樓靜靜佇立，門口有兩塊漢白玉牌匾，一塊寫着「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另一塊則是「《大公報》舊址簡介」。這裏是承載着厚重歷史的天津《大公報》舊址。

回溯歷史，一九○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滿洲正紅旗人英斂之在天津法租界狄總領事路（現哈爾濱道四十二號）創辦了《大公報》，以「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為辦報宗旨。一九○六年，因發展需要，英斂之租用「東京建物株式會社」的地皮，自建二層洋樓，報社便搬到了日租界旭街與松島街交口處（現和平路與哈密道交口處，四面鐘對面，門牌為和平路一百六十九號），這裏成為了《大公報》的第二處館址，也就是如今的《大公報》舊址。

在這幢小樓裏，《大公報》度過了最輝煌的年代，無數震撼世界的名作在此誕生。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期間，去往法國採訪的唯一一個中國記者是《大公報》的胡政之；二次大戰期間唯一留守歐洲戰場的中國記者，是《大公報》的蕭乾；一九三二年，《大公報》第一個派記者前往蘇聯，報道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成果；同年，《大公報》還對「中國奧運第一人」劉長春參加洛杉磯奧運會進行了全程報道。

一九五六年《大公報》遷至北京後，天津舊址曾面臨挑戰。在天津市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和海河開發中，舊址一度岌岌可危。天津市政協委員及有識之士多次現場考察，以提案形式呼籲保留。二○○○年天津市和平區和平路改造時對舊址進行了徹底整修。二○一三年一月，大公報社舊址被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為第四批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大公報》六度遷館　為抗戰吶喊不止

盧溝橋事變後，隨着日軍侵華的步步推進，大公報人六度遷館，義不受辱，發出了「吃下砒霜，毒死老虎」的鏗鏘誓言，絕不在日寇鐵蹄底下出版一天。在抗戰期間，許多報紙因受日軍壓制而不得不停刊，繼續在日寇統治下出版的報紙，則不得不仰人鼻息。《大公報》既堅持出報，又絕不屈從於日寇鐵蹄，從天津到上海，從漢口到重慶，從香港到桂林，無論如何輾轉顛簸，為抗戰的吶喊從未停止，始終昂然挺立，絕不低頭。

一九三六年四月

鑒於華北局勢日益危急，《大公報》創辦上海版，把經營重心南遷。報紙在津、滬兩地同時發行，行銷全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

盧溝橋事變後，天津危在旦夕，《大公報》剛強不屈，在七月三十日刊登社評《天津本報發行轉移之聲明》，誓言：「義不受非法統治之干涉。萬一津市合法官廳有中斷之日，則不論其為外國軍事佔領或出現任何非法的中國人之機關，本報將即日自動停刊。」八月五日，《大公報》天津版停刊。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

「九一八」事變六周年之際，《大公報》漢口版創刊。《大公報》在漢口組織了規模盛大的抗戰獻金活動，大公劇團組織上演了三幕國防劇《中國萬歲》，四天演了七場，將所得款項全部捐給前方。觀看演出的有田漢、洪深、陽翰笙、邵力子、沈鈞儒、鄒韜奮等人。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當天，武漢失守，《大公報》不得不撤往重慶。在漢口的最後一期版面上，編輯部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成績，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國家，聽國家為最有效的使用。今後到了重慶，而心神卻在大別山邊，在鄱陽湖上。同樣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粵東，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在一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當日《大公報》社評《日本投降了》回顧了八年來的艱辛。「以本報同人來說，七七變起，平津失陷，我們的津版先斷；八一三變起，大戰三月，淞滬淪陷，我們的滬版又停；翌年，武漢撤退，我們的漢版遷渝；太平洋戰起，我們的港版淪陷；去年敵軍長驅入桂，我們的桂版也絕。八年來顛沛流離，只剩渝版，堅衛抗戰大局，以迄最後勝利的到來！八年來所想望的勝利到來了，為今日的中國人民真是光榮極了！」

（來源：大公報A2-A23：要聞 2025/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