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影畫｜《南京照相館》書寫小人物生死抉擇

文/于童

由申奧執導，劉昊然、王傳君、高葉、王驍等擔綱主演的戰爭歷史電影《南京照相館》，將於8月在香港上映。影片當前在內地上映領跑暑期電影檔，票房突破20億元人民幣。故事取材自真實歷史事件「京字第一號證據」，聚焦在1937年南京淪陷後，「吉祥照相館」內七名普通百姓的生死抉擇，以群像視角展現小人物的抗爭與人性光輝。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佔南京，在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指揮下，於之後六周內使用集體槍殺、活埋、刀劈、火燒等慘絕人寰的手段，殺害中國軍民，對南京造成空前劫難，遇難同胞人數超過30萬，製造了罄竹難書的「南京大屠殺」。

上世紀80年代，隨着日本右翼勢力開始通過虛假宣傳，試圖抹殺這一鐵定的歷史罪行，中國在展開相關資料收集和史學研究的同時，也啟動了南京大屠殺相關影視作品的拍攝。

展現侵華日軍人性泯滅

數十年來，《屠城血證》《南京1937》《南京！南京！》《拉貝日記》《金陵十三釵》等影片從不同角度對中國人的慘痛遭遇進行了展現，也都曾引發熱烈的討論。今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南京照相館》再次將拍攝鏡頭對準了「南京大屠殺」這一慘痛的歷史事件。

導演借由「照片」這一線索，將鏡頭的重心放在了具體的「人的行為」之上。在刻畫日軍殘暴的屠殺行徑之時，影片並未突出展現受害者的苦難，亦甚少使用近景鏡頭拍攝虐殺的細節，而是將更多的鏡頭對準施暴者，揭示他們將殺戮當做比拼的行為、隨軍攝影師伊藤秀夫（原島大地飾）對暴行充滿「讚賞」的態度、將屠殺的行徑見報等被視為「榮耀」的反應，「手術刀般」剖開其本質：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籠罩之下侵華日軍人性的泯滅，才是這場災難的根源。

同時，影片通過伊藤所攝照片在上層中的待遇變化，勾勒出了日軍高層在入城前期以屠殺向本國邀功、後期懼怕國際輿論而妄圖掩蓋罪行的心態變化，揭示了其虛偽的本質。這種對歷史深層邏輯的影像化解讀，讓影片超越了單純的苦難敘事，沉澱出厚重的思想重量。

過往同題材作品的主角，往往擁有着特殊的背景（如《南京1937》主角夫婦為中日結合，《金陵十三釵》主角為美國人和風塵女子），雖豐富了情節，卻難免與普通觀眾產生距離。《南京照相館》則將鏡頭精確對準 「吉祥照相館」裏的六位普通人，讓影片具備了人民史觀的敘事底色與精神內核。

民眾作為敘事主體

在影片中，郵差蘇柳昌（劉昊然飾）為保命冒充學徒，吉祥照相館的金老闆（王驍飾）一家只求苟活，演員林毓秀（高葉飾）曾輕信「日中親善」，傷兵宋存義（周游飾）只想尋親。他們是戰爭中最尋常的樣本：恐懼優先於激憤，在面對浩劫之時只求自保與生存。然而，隨着日軍瘋狂暴行的持續，當親友的慘死出現在日軍照片裏，當嬰兒被當作「親善照」的道具摔死在眼前，當自己親歷猥褻與死亡威脅……這些經歷讓他們逐漸認清了日軍的殘暴，最終都以一己之能力，反抗到底的選擇。

在筆者看來，影片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在主創將普通民眾作為敘事主體的同時，並未對其進行多餘的誇張，在這些人物身上，有着當下影視作品中十分稀缺的「真實」感。身處浩劫之中，他們會恐懼會退縮會利己為先，但他們更有樸素的人類情感，諸如對同胞的同情、自保的智慧、被逼至絕境時反擊的血性。

這些人沒能造成驚天動地的大事，拚盡全力也只能僥倖送出幾張照片；但他們也沒有在生死攸關時做出蠢事，所有人都自發地為同一個目標貢獻着力量。這種「平視」書寫，讓「人民」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存者與覺醒者──這正是影片最動人的底色。

《南京照相館》的叫好又叫座，正是因為它尊重了真實的歷史，觸碰到了觀眾最深處的情感。而它表達方式的珍貴，在於直接揭露侵略者的暴行，侵華的日本人沒有被塑造成「有苦衷的壞人」，而是在軍國主義毒瘤浸泡之下，人性畸變與選擇，可以去到多麼令人髮指的境地。這種直面罪惡本質的書寫，恰恰是對歷史極好的留存。

劇情介紹

影片故事取材於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真實罪證影像。一群生活在南京的百姓，為了逃難，而躲進吉祥照相館中避難，為了盡可能的多活一日，他們被迫幫助日軍攝影師沖洗底片，卻意外沖印出了能證明日軍屠城的罪證照片。他們原本只想在大屠殺中保命活下去，面對日軍在南京城內的暴行，他們決定讓這些底片留存下去……

反派人物塑造打破「臉譜化」

在電影《南京照相館》中，日軍攝影師伊藤秀夫（原島大地飾）和「漢奸」翻譯王廣海（王傳君飾）這兩個反派人物的塑造，也讓筆者眼前一亮。在伊藤的身上，有着十分複雜的雙面性，從對話中可以看出他出身名門受過良好的教育，與其他日軍相比，他有着較高的個人素質和道德操守，不願親手殺人，對流連慰安所的下屬十分厭惡。然而，當面對所在部隊的軍人虐殺南京人時，他卻理所當然地覺得這是彰顯本國軍隊「武士風範」的「壯舉」，身為攝影師的自己要以最完美的技術記錄他們的「英姿」，並深以己方的行為為傲。這一人物身上的道德割裂，讓他超越了「臉譜化鬼子」，成為軍國主義毒瘤的具象化象徵。

同時，對作為「漢奸」的王廣海也有着相當豐滿的塑造。他是利己主義者，投靠日軍只為在「新秩序」中謀利，甚至會用小聰明幫同胞脫險，自詡為日本人的「朋友」。但當日軍的暴行撕碎「優待」幻夢，當同胞的鮮血照見自己漢奸的身份，他的道德感與投機欲開始激烈撕扯。宋存義與日軍同歸於盡時，他的沉默是第一次動搖；直到日軍企圖施暴林毓秀，他的反抗終於衝破怯懦，卻只換來伊藤 「咬人的狗」的評價，最終死於日軍槍下。王廣海的結局沒有「洗白」的溫情，只有投機者在歷史洪流中的必然覆滅。他的掙扎與潰敗，恰是戰爭對人性的極致拷問：當生存與良知衝突，當個體被裹挾進罪惡體系，「選擇」本身便已是深淵。

（來源：大公報A14：副刊 2025/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