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園|人物志:張季鸞
文/李春陽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大公報》的創始人英斂之去世。三位留日背景有志辦報的年輕人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走在了一起,合作買下這家負有盛名的報紙,新記公司的《大公報》事業由此開始。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本社同人之志趣》發表,提出「四不」辦報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後來成為《大公報》的社訓。
張季鸞祖籍陝西榆林,生於山東鄒平,父親是進士出身的縣令。十五歲那年張季鸞拜關學大師劉古愚為師,與于右任同門。張季鸞日本留學,結識了同盟會群雄。辛亥革命後歸國,曾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秘書,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時年二十三歲。
在張季鸞主導下,從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起,《大公報》「社評」欄目不再署名,此後成為慣例。這樣於立言便利,代表報社全體,也寓有個人不求名的意思。邵飄萍曾經在其新聞學著作中評價張季鸞「張一葦君,頭腦極為明晰,評論亦多中肯,勤勤懇懇,忠於其職,不失為賢明之記者,且自身殊少黨派之偏見。」
一九三七年後在促進全國團結,鼓動人心士氣,發揚民族精神,支持抗戰到底方面,《大公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館址屢遷,七七事變後,津館不保,增闢滬館,然後漢口、重慶、香港、桂林,最後集中到重慶。六地十報,毀一館,設一館,百折不撓,在日寇的飛機炸彈下,同仁流離顛沛,備嘗艱辛,彌久彌奮,堅守崗位,終於迎來了抗戰的勝利。對於八年抗戰,《大公報》的意義遠遠超出了一份報紙,而成為了民族精神的象徵!從上海的四行倉庫,到武漢會戰的現場報道,《大公報》的戰地記者,總能把最新戰況報告給讀者。武漢失守後移師重慶的大公報,銷量是重慶所有其他報紙銷量的總和。方漢奇曾說,「我曾經是抗戰時期《大公報》除漢口版以外的天津、上海、香港、重慶、桂林五個版的讀者,可以大體上算得是這一時期《大公報》的歷史見證人,在我心目中,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唱出的是時代的強音,體現的是一代知識分子和中國人的良知、他們熾烈的愛國熱情和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
張季鸞的如椽巨筆對國事的影響,以西安事變為顯著。他的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乃其一生最有力之代表作,完全以口語白話,語氣親切平易,「你們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句寫得尤其動人,處處為雙方設想,成為化解矛盾的「血淚之辭」,平衡各方,得到好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有張季鸞的文章之功,宋美齡過目後,派空軍把當日的《大公報》加印數萬份,運往西安上空散發。「所有東北軍及楊虎城所屬看了這張傳單式的社評,馬上轉變了態度。張楊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劇變化」(陳紀瀅《胡政之與大公報》)。半個世紀過後,一九八八年張季鸞百年誕辰台灣紀念會上,年逾八旬的張學良在張季鸞兒子張士基面前,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大公報》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全文背誦了一遍。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張季鸞在重慶病逝,胡政之說,「季鸞為人,外和易而內剛正,與人交輒出肺腑相示,新知舊好,對之皆能言無不盡,而其與人亦能處處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于右任讚其「不自顧其窮,不自惜其病,不自恤其死,念念在國家,念念在職務」!
(來源:大公報B2:大公園 2024/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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