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潘炫明：灣區深度合作　成為區域ESG發展典範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孫曉旭 採訪報道）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最具活力和創新力的區域之一，近年來在經濟、改革、創新和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大灣區不僅是中國開放和改革的前沿地帶，也是全球創新中心之一。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大灣區以建設世界級綠色灣區為目標，積極推動綠色金融、清潔能源和環保技術的發展。依託香港在綠色金融領域的國際經驗，以及深圳、廣州在科技創新和新能源應用上的優勢，大灣區正在探索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路徑。

作為中國踐行ESG理念的重要區域，大灣區企業在全球可持續發展領域中逐步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本次我們邀請到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 資深研究員潘炫明，粵港澳大灣區的先行先試，展示了中國在新經濟形勢下的改革和發展方向，同時也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模型。

記者：您如何看待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在大灣區企業實踐中的重要性？

潘炫明：ESG在大灣區企業的實踐中確實具有重要意義，但我們需要根據企業類型進行具體分析。比如，對於國有企業來說，合規和社會責任是由政策推動的，國資委對這方面有明確要求，所以他們有足夠的動力去執行這些標準。上市公司也有ESG披露的要求，這使得企業在ESG的實踐中更具動力。

然而，中小企業在實施ESG方面面臨較大的挑戰。對於他們來說，生存已經是個問題，再加上ESG的成本以及對企業的要求較高，他們可能沒有太大的動力去執行這些措施。目前一些大型的民營企業，如騰訊等，已經設立了專門的ESG部門，投入較大，因為ESG是國際標準，企業要想在國際舞台上有話語權，ESG的發展具有戰略意義。

在大灣區，尤其是在綠色金融方面，政策支持相當完善。像橫琴、前海、南沙等地都有針對性政策。例如，南沙的氣候投融資政策對於推動企業在ESG方面的實踐起到了重要作用。

記者：能否具體舉例說明大灣區在推動企業ESG方面的一些政策措施和優秀實踐？

潘炫明：粵港澳大灣區的綠色金融政策為企業提供了多樣化的融資渠道，幫助企業更好地應對ESG合規的資金需求。此外，大灣區還推出了多項稅收優惠和補貼政策，鼓勵企業投資可再生能源、節能減排技術以及社會公益項目。

以南沙的氣候投融資為例，中國的氣候投融資標準由生態環境部負責制定，這些標準比傳統的綠色產業目錄更加嚴格。例如，石化行業本質上是高能耗和高排放的行業，石化類企業的改造通常不被納入綠色投資範疇，銀行在為企業提供融資時，也會參考這些標準。儘管目前中國和歐盟的標準尚未完全統一，但已經在逐步接軌。

深圳和廣州的碳排放交易所也在推動企業ESG實踐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交易所通過制定標準、與企業合作，並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幫助企業進行ESG認證。這為企業在ESG方面的實踐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同時當企業需要獲得綠色資金時，良好的ESG表現也成為其獲取融資的優勢，這就促進以及提升了企業在推進ESG方面的動力。同時，專業服務機構如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也為企業提供合規諮詢服務，幫助企業在遵守政策的基礎上，利用綠色金融工具如綠色債券等進行融資。這些措施和實踐案例展示了大灣區在推動ESG發展方面的成功經驗，為區域內的企業創造了更好的發展環境。

記者：大灣區是科技創新的前沿地帶，您認為科技創新如何助力企業在ESG和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突破？

潘炫明：科技創新確實在推動企業ESG和可持續發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香港，氫能技術的應用已經開始逐步推廣。香港的地鐵系統和公共巴士正在探索氫能作為清潔能源的應用場景，未來氫能可能還會被應用於船舶、遊艇等交通工具中，這些都屬於低碳經濟的範疇。此外，香港還在研究和開發低空經濟，特別是無人機和自動駕駛技術，這些創新技術有潛力顯著降低碳排放，並為推動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大灣區在自動駕駛領域也走在前列，不僅是在香港，像廣州的億航科技已經與香港企業展開合作，計劃在香港推廣無人駕駛載人航空器。這種航空器可以在高層建築發生火災時，通過遙控的方式迅速到達並進行滅火。這些創新技術都能有效提升城市的應急能力，並且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此外，香港在ESG方面非常重視科技的應用。例如，中華煤氣公司專門設立了團隊和基金，用於投資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項目，並且在香港城市大學設立了一個可持續發展和ESG主題的展覽館，展示如何利用風能、固碳技術等清潔能源進行發電。未來，香港可能會更加依賴清潔能源，而火電的比例預計將逐步下降。

記者：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如何具體應用在能源和碳排放的控制上？

潘炫明：在能源方面，大灣區在光伏和風電領域具有明顯優勢，非常重視綠色電力的應用。例如，中國西部地區（如新疆和甘肅）的風電和太陽能發電效率較高，且成本相對較低。這些廉價的綠色電力通過輸電網傳輸到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香港。這不僅有助於降低碳排放，還能滿足不斷增長的電力需求。此外，位於大亞灣的核能發電站已經成熟運作，為香港提供了大量穩定的電力供應，有效減少了碳排放。

同時，大灣區的數據中心建設也是科技創新的重要體現。廣東最大的一個數據中心位於韶關，這主要是因為數據中心對能耗的要求極高，需要大量的電力和冷卻設施。韶關的綠電資源豐富，使其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數據中心樞紐，儘管它不在大灣區九市之內。未來，更多大型數據中心可能會集中在韶關，以利用其豐富的綠色能源來支持大灣區內企業的算力需求。

記者：能否進一步介紹一下數據中心的作用，以及香港在這方面的規劃？

潘炫明：數據中心的主要作用是數據存儲和計算支持。例如，我們日常使用的雲存儲服務，背後都依賴於這些數據中心的硬件支持。像阿里雲、華為雲等，都需要大量的數據中心來存儲和處理用戶的數據。

在自動駕駛領域，數據中心更是不可或缺的。自動駕駛系統需要大量的數據來進行訓練和標註，以提高其識別能力和決策準確性。這種訓練過程對算力和電力的需求非常高，因此數據中心必須具備強大的計算能力和穩定的電力供應。

香港由於土地資源有限，已建或在建的數據中心規模較小，加上大部分舊工業大廈不符合現代數據中心的建設標準，未來將更依賴降溫技術和綠電供應，需要加強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數碼港也在規劃建設一個超算中心，這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在數據處理和計算方面的能力。

記者：粵港澳三地企業如何通過區域聯動推動ESG的發展？能否分享一些成功的合作案例？

潘炫明：我認為在粵港澳三地，企業間的聯動與合作對於推動ESG發展至關重要。通過區域聯動，企業能夠有效整合資源、分享技術，並共同應對ESG領域的挑戰，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例如，光大環境在內地與多家企業合作，開展固廢處理、垃圾分類和填埋技術的應用。這種合作提升了廢物管理的效率，推動了環保技術的普及和應用，成為區域ESG發展的典範。

在氫能領域，粵港澳三地的企業也展開了深度合作。香港的氫能技術雖然領先，但由於市場規模和生產能力有限，通常需要依賴內地的生產和研發資源來實現大規模應用。例如，香港的氫能巴士項目就與內地的氫能電池供應商合作，通過區域聯動實現技術的落地和推廣，這種合作，提高了氫能技術的應用水平，也推動了綠色交通的普及。

數據中心領域的合作則展示了粵港澳三地在數字化與環保領域的結合。大灣區內的深圳、廣州等多個城市都有數據中心布局，但由於數據的傳輸和跨境合規性問題，必須進行精密協調。香港作為跨境數據監管的重要節點，在數據合規和環保相關數據的應用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通過區域合作，三地在數據中心的建設和管理上形成了互補，有效提高了數據中心的能源利用效率，並減少了碳足跡。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的綠色金融合作也值得關注。三地在綠色金融標準、項目融資和風險管理方面展開合作，共同推動綠色項目的發展。例如，香港的綠色債券市場為內地企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融資平台，而廣州和深圳則通過政策支持和技術創新，幫助企業更好地滿足綠色金融的標準。

記者：您認為大灣區企業在推動ESG實踐的過程中，目前主要面臨哪些挑戰？

潘炫明：在大灣區，企業在推動ESG實踐的過程中確實面臨一系列挑戰，主要體現在標準差異、資金壓力以及資源投入等方面。

目前，內地與港澳之間的ESG標準還是存在較大差異。不同地區和行業的ESG標準不盡相同，使得企業在實際操作中面臨挑戰。內地的ESG標準更多側重於本地化需求和發展階段，而香港由於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注重與全球標準的接軌，尤其是在信息披露、綠色金融以及風險管理等方面。這種標準的不統一增加了跨境企業的合規難度，尤其是在進行跨境合作和融資時，企業需要應對不同的法律和監管要求。

其次，在全球範圍內，ESG標準也沒有完全統一。雖然全球各國都在根據自身經濟和社會情況制定ESG標準，但這些標準在執行層面存在顯著差異。例如，歐盟的ESG標準相對嚴格，尤其是在碳排放和可持續發展方面。中國企業在出口產品，特別是新能源汽車時，常常需要進行技術改造以符合歐盟的嚴格標準。這種標準差異導致了企業在進入不同市場時面臨的障礙，同時也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和複雜性。

此外，當前的全球經濟環境不佳，企業普遍面臨資金壓力。推動ESG實踐需要大量的資金和資源投入，對許多企業來說，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特別是中小企業，由於缺乏充足的預算，難以在ESG領域做出有效的投入。要克服這些挑戰，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需要加強合作，共同推動標準統一化、資源整合以及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實現區域內更高水平的ESG發展。

記者：您對大灣區企業在提升ESG表現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有何建議？

潘炫明：不同的行業對ESG的要求各不相同。但無論行業如何，企業在實現商業利益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ESG發展。企業不僅要追求短期利益，還要着眼於長期的可持續發展。例如，政府的補貼和財政支持對於企業推動ESG非常重要。政府通過招投標和政策要求，推動國企和其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這無疑是推動ESG發展的有效途徑。

企業需要將ESG融入其核心文化中，而不僅僅是為了應對政策變化做出表面上的調整。只有當管理層真正認為ESG是企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在三個方面（環境、社會、治理）才會表現得更好。如果管理層不重視ESG，只是簡單應對政策變化，那它永遠無法形成一個有效的體系，也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此外，大型企業在供應鏈端可以帶動中小企業的ESG發展。正如美國跨國企業通過對供應鏈企業的勞工和其他標準的要求，推動整個產業鏈的發展。大企業通過對上下游供應商的要求，可以有效帶動整個供應鏈企業的ESG水平提升。

記者：大灣區企業在ESG方面與國際標準的接軌情況如何？在實現國際化ESG標準方面可能會採取哪些措施？

潘炫明：大灣區企業在與國際ESG標準接軌方面，香港可以發揮獨特的轉接作用。完全與歐盟標準接軌可能不現實，但利用香港的國際化優勢進行過渡和調整，是更為現實的選擇。隨着大灣區內大企業的逐步成長，未來它們在ESG領域的重要性會日益增加。

在新能源領域，中國在全球範圍內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尤其在光伏、風能和電池技術方面。大灣區的新能源汽車企業，如比亞迪和廣汽，不僅在國內市場取得了成功，還積極拓展海外市場，比如比亞迪在匈牙利建廠。這些企業在出口過程中不僅僅是建廠，還參與了當地的社區建設，投入教育和醫療資源，從而改善了當地對中國企業的觀感。

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不僅要注重價格競爭，更要在當地社區投入資源，贏得尊重和信任。例如，一些中國企業通過參與當地的公益活動，改善環境，支持社區發展，從而提升了企業的國際形象。這些舉措雖然不會直接反映在財務報表中，但在長期來看，有助於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日本企業早年在東南亞的成功經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企業也應當從中汲取經驗，講好自己的企業文化故事。

記者：您認為未來大灣區企業在全球可持續發展領域中的定位和角色將如何演變？

潘炫明：大灣區未來在全球可持續發展領域中的定位將更加突出，其主要角色也將不斷演變。首先，大灣區可以繼續發揮粵港兩地的各自優勢，特別是利用香港在綠色分類框架、信息披露以及漂綠風險管理等方面與國際標準接軌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可以幫助大灣區企業在國際ESG高水平標準的制定與適用上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

通過借鑒香港將國際標準與本地市場結合的有效措施，大灣區有機會完善自身的綠色發展標準，推動整個地區在全球可持續發展領域中的競爭力。與此同時，藉助於大灣區內的國際合作項目，例如香港、廣州與中東國家合作組建的氣候母基金，以及大灣區新能源、綠色基建等領域的企業出海和「一帶一路」合作項目走出去，大灣區可以因地制宜地在不同地區推廣可持續發展理念和實踐。

這些項目在幫助大灣區企業在全球範圍內擴展業務的同時，亦能為全球綠色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我認為，隨着大灣區企業在綠色金融、可再生能源、環保技術等領域的不斷突破，整個區域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也將顯著提升。大灣區有潛力成為全球綠色金融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領導者，為國際社會的綠色轉型和低碳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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