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園｜香港與蔡元培

文/小 杳

就前期補綴：周恩來三次到港的第三次，是一九二八年廣州起義之後，周恩來受中央委託去處理廣東省委對廣州起義的爭議。此次來港同第二次一樣，也是一個月左右。之後乘船到廣州再回上海。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來香港。此後，他再也沒有踏上這片土地。但是，他與香港的緣分始終未斷：抗戰時期轉移文人、一九六○年代開東江水供港、香港回歸問題等等，周恩來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與周恩來同為紹興鄉賢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一生飄泊，故鄉紹興以及杭州、上海、北京乃至海外都有其足跡，他生命的最後歸宿卻是在香港。元培先生可以說是迄今為止瘞骨於香港近代以來歷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六十九歲的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長丁西林等人陪同下乘郵輪自上海抵香港。先生時任中研院院長，他本打算以香港作為中轉，再往重慶與已撤到那兒的中研院總辦事處、傅斯年等會合。因年老抱病，經不起長途顛簸，暫駐香港休養。年底夫人攜子女來港，次年一月底全家在九龍柯士甸道一五六號租住下來。

一八九三年，蔡元培曾來港小住。誰都不會想到，這次來港，竟成了蔡元培生命的最後時光。

在港期間，蔡元培化名周子余，因貧血頭暈，血壓「只有五十餘至六十度上下」，遂遵醫囑「不見客，勿勞心，勿用腦」，深居簡出，但始終帶病操勞，牽掛甚多。他親自召集中研院院務會議（竺可楨、李四光、傅斯年等各所所長均出席），討論戰時內遷安置之事及院務眾多重大決定。他還手函中研院評議會成員，對中研院工作囑請「諸先生詳加考察，有所指示」，並就總幹事人選遍尋海內，大費心思。終於，中研院各所在大西南各地安頓，日後成為新中國科學事業的重要基礎。對此，蔡先生功不可沒。

這一時期，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仍是正義事業的一面旗幟。一九三八年一月，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成立，推舉他和宋慶齡等為出席在倫敦舉行的國際和平運動大會特別代表，因病未克前往，仍親自創作會歌，「公理昭彰，戰勝強權在今日，概不問領土大小……我中華，泱泱國，愛和平，禦強敵。」被稱為「白頭人唱滿江紅」；三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蔡元培與周恩來、史沫特萊、羅曼·羅蘭等十三人組成名譽主席團；四月，陝甘寧邊區國防教育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蔡與宋慶齡、毛澤東、陶行知等為名譽主席團；一九四○年二月，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推蔡元培等人為大會名譽主席團……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應保衛中國大同盟邀請，蔡元培在中環聖約翰座堂舉辦的美術展上發表演說。這是他在港參加的唯一一次公開活動，也是最後一次。是日蔡先生夫婦由廖夢醒接到港島，「宋慶齡備車見候，同往聖約翰大禮堂。」他呼籲「全民抗戰，必使人人有寧靜的頭腦與剛毅的意志，而美術上優雅之美與崇高之美足以養成之。又抗戰期間最需要同情心，而美學上感情移入作用，足以養成同情心。」九月，他代表中國文化界致電國際聯盟呼籲制裁日本侵華行為。「當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國之際，我國決為民族獨立與世界和平奮鬥到底。」並為《華僑商報》題「積兩年之奮鬥，祈最後之勝利。」他常抱憾「國破山河在」之日，縱報國有心，限於年老體衰，無法「歸隊」。「留港已半年餘，病後體弱，不適於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非常歉憾。」

期間，也有故交新學前來拜訪，據統計有三百多人。吳玉章從歐洲回國經港晤蔡元培，後記「道經香港得以晤談時，他猶欣欣然以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譚雲山受印度詩哲泰戈爾委託帶函到港，敦請蔡為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之護導（patron）……

西安事變後，蔡元培對周恩來促成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績甚為讚賞。一九三九年五月，曾是北大最年輕教授的陳翰笙途經香港看望蔡元培，元培先生握住陳的手，稱讚「周恩來了不起！」同年九月，十六歲時即結識六十二歲的蔡元培成為忘年交的高平叔（一九七○年代發起成立「蔡元培研究會」，並用六十年心血撰寫《蔡元培年譜》）途經香港，蔡也稱讚「周恩來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十二月，劉海粟往東南亞辦畫展，順途香港，獨自一人悄然拜訪蔡元培。老人受請在其畫作《滾馬圖》上題寫「清新俊逸」四字，意取杜甫「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希望能像南北朝詩人庚信和鮑照那樣清雅不凡。這何嘗不是元培先生自己厚德介直君子之風的自勉！

居港期間，蔡元培仍然保持讀書寫作習慣。「目力漸弱，然仍不廢讀」。請弟子、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擇由上海攜來木板大字本書借供消遣，蔡先生閱畢，輒交商務同人攜回，另行易取他書。每書閱畢，有意見輒函告我」。這些書冊成了蔡元培在港「島居頗恨圖書少」生活中的慰藉，他至少讀了三四十冊，包括《陸放翁全集》《王陽明全集》等，還有斯諾的《西行漫記》。他讀得很認真，在日記中記下每一章的標題，並作筆記：「其第三章中有『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論對日戰爭』等節，述毛澤東的意見，頗詳。」

期間蔡元培創作詩文三四十首，比如為刊物寫《滿江紅·反侵略歌》、詩詞《岩泉》等，「泉在層岩下，源頭活水清。出山嫌世濁，抱璞守廉貞」；為親友家人寫「兒女承歡憑意匠，親朋話舊煦心田；一尊介壽山陰酒，萬壑千岩在眼前」等。為老友著作寫序，如《魯迅全集·良序》、任鴻雋《古青詩存·跋》、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新研究初集·序》等；為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題詞「他日河山還我，重返故鄉，再接再厲，一定有特殊之進步，敬以是為祝」。

無論自己身處何境，他始終待人款洽，律己精嚴。此間一家人僅靠中研院的薪水度日，所發法幣一經兌換港幣，所剩無幾，而香港房租高昂，米珠薪桂。親睹其艱的余天民說，真所謂「三晉之大夫，不若鄒魯之僕妾也。」但蔡先生一如既往慷慨寬厚，不時周濟寒士。寧可自己生活清苦，甚至連看病都因囊中羞澀而一再拖宕，逢年節卻總是設法加送工人傭錢。詩人廖平子一家當時在港以織履為生，家無隔夜之糧，度日甚難。廖敬慕蔡先生，時常呈詩作予蔡，先生必贈其十元，幾乎每月皆然。

對好友的幫助，蔡先生以禮相贈。其子女就讀的學校重英文，延請北大校友余天民為子女「增習國文」，一周兩次。余天民堅辭束脩，他數次致謝函「弟為彼等講解，均喜歡無量，感謝不已」，「特寫一馬奉贈，借博一粲，兼表謝忱」。一九四○年正月初四，蔡、王兩家一起過春節「作半日之歡聚」，王雲五憶蔡「偶見小女鶴儀習書畫，勉勵有加。三月二日，即蔡先生病前一天，忽自動書一立軸擬畀小女」，「梅子生仁燕護雛，繞簷新葉綠扶疏。朝來酒興不可奈，買到釣船雙鱖魚」。誰知這竟是蔡元培的絕筆，「彌覺可珍」。

一九四○年三月三日晨，蔡元培在寓所突然頭暈倒地，口吐鮮血，被送往養和醫院。五日上午九時三刻，七十三歲的蔡元培走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臨終前，內侄幾次聽到他斷斷續續吐出「科學救國，美育救國……」一些字，這是蔡元培留給塵世最後的話語。

他一世清貧。身後欠下醫院千餘元、入殮的衣棺都是王雲五代籌。終其一生沒有一處屬於自己的房產。（解放後陳毅任上海市長時，得知蔡的家人居無定所，特批靜安區一三層小樓供其「子孫後代永久居住」。這是後話。）

當時的《大公報》報道：三月七日下午入殮時，「蔡公遺體……四周堆置各界致贈之花圈，四壁亦滿懸輓聯。」十日，商務印書館主持舉殯儀式，送葬隊伍達五千人。全港學校商舖下半旗誌哀，靈柩由禮頓道經加路連山道，再經波斯富街、軒尼詩道、皇后大道、薄扶林道入南華體育場公祭，市民沿途列隊目送。香港學者盧瑋鑾（筆名小思）在《香港文學散步》一書中描述「公祭時，參加者萬餘人，那真是榮哀」。一九四○年代全港人口只有五十萬。就連九龍租屋附近的居民感其仁厚，亦焚冥錠祭奠。街巷寂寂風拂幡旗，萬頭攢動不聞半點聲息。

與此同時，內地也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儀式與追悼大會，甚至一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全國寄出的信件上，都加蓋一枚特殊郵戳「追悼蔡孑民先生紀念」。毛澤東特發唁電「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來親寫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先生的遺骨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位於五段二十三台，有心者可存記），上刻葉恭綽書「蔡孑民先生之墓」。一九七八年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時，香港北大同學會集資重修陵墓，增添了生平墓表，文字由北大校友、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韶生撰（一說是臺靜農，有據可勘誤），台灣著名書法家、原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所書。碑文中引用了蔡元培弟子、也曾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的誄詞：「當中西文化交接之際，先生應運而生，集兩大文化於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學足以當之，其才足以擇之！」先生之風，世人共仰。

香江有幸埋忠骨。非常時期，蔡先生來到了香港、永遠留在了香港；際遇機緣，香港以她的方式接納了這位偉大的人物，以香港的溫情善意記掛着他，以香港的地緣傳播着他。八十多年來，綿綿不絕。

新華社記者曾經探訪先生在港的生活足跡。「蔡元培先生最後的日子是在香港度過的，那是這位偉大的教育家離開了他熟悉的校園，離開了北京、上海眾多親朋故舊的一段深居簡出的生活。他在香港住過哪些地方、見過些什麼人、做過哪些事，甚至讀些什麼書，都是我一直想知道的。」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同記者的想法一樣，我還想知道：先生身後在香港還好嗎？

自一九五○年代到七○年代，香港北大同學會每年到蔡元培墓前舉辦春秋二祭。早在一九四○年先生逝世後不久的三月十四日，即動議籌辦元培書院，因戰亂而未竟。一九五九年末，四年制私立大學「元培書院」終於開辦，首任校董會主席、院長皆為北大校友。校址初設於深水埗大南街，後遷至廣東道九九二號及山東街二十七號。一九七○年代中，因種種原因停辦。不過現在的香港高校仍有以先生命名的建築，以向先生致敬（如浸會大學有宿舍樓命名為「蔡元培堂」）。據金耀基教授記，一九六八年先生百年冥誕，香港北大同學會已感蔡墓年久失葺，倡議重修。因修墓事大，籌劃需時，至一九七八年才完成，是年三月五日先生逝世三十八周年時立新碑。修葺後的蔡墓即為今之墓陵。

每當先生誕辰逢五逢十年份，香港均舉辦紀念活動，包括生平事跡展、專題論壇、公祭等。香港四通八達的區位和自由度，便於來自海內外的悼念者前來拜謁。

香港學者盧瑋鑾自一九六六年在中學任教起，多次帶學生前來掃墓，一些學生知悉路徑後也自行組織訪墓。一九七七年，著名歷史學家、美籍華人周策縱教授約同當時任教香港中文大學的詩人余光中、黃國彬一起到蔡墓憑弔。三人相約以詩文誌之，陸續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台灣《中國時報》等報刊。余光中寫道：「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搖過一隻搖籃，那嬰兒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嬰孩洪亮的哭聲，鬧醒兩千年沉沉的古國，從鴉片煙的濃霧裏醒來。」

一九八○年代，北大校長丁石孫、台灣「中研院」院長吳大猷、作家李敖等都曾來港出席活動或專程謁墓。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時，國家代表團特到先生墓前致祭。二○一八年，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香港舉辦了「蔡元培與北京大學」主題展覽，特區政府和來自教育、文化藝術、新聞出版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出席……在民間，還有香港蔡氏宗親會的祭拜活動。

柯士甸道一五六號已由當年三層京士柏大廈（King's Park Building）變成十一層高的紅色居民樓花園大廈（Garden Mansion），相隔一座樓是先生子女曾經就讀的書院。問起居民樓年邁的保安、書院的老教師、樓下小商舖的女店主，都不知八十多年前，這裏曾住着中國近代史上叱咤風雲的人物蔡元培。但先生墓前的鮮花從來不斷。

很多人是自發專程而來，向先生鞠躬獻花，與這位偉大而親切的人隔空對話，從內地到港澳台及海外，從學界到民間……「蔡元培」成了融通中華民族情愫的一個文化符號。

先生一向提倡包容自由，他自己相容中國的「禮」和西方的「理」，而香港中西文化融會的特質，恰好契合先生的主張。從這一點來說，先生長眠於香港，何嘗不是冥冥當中的緣分。

我們走過先生當年走過的地方，懷念着這位老人。我曾住跑馬地，藍塘道、聚文街、山光道……是否記得先生牽着老友十歲稚子小手散步的身影？「學善時甫入初中讀書，假日或放學後餘暇，輒由蔡先生攜同沿跑馬地一帶散步，散步時閒話亦時有啟發。」我亦曾住摩理臣山道一帶，先生初來港暫住的崇正大廈至今仍在（只不過以前為四層高，今翻建為十幾層了），在這裏他與友人「暢談今古，無所顧忌……語多精闢」。先生靈柩走過的加路連山道、波斯富街、軒尼詩道、皇后大道，沿途的老榕樹、叮叮車路軌，是否記得當年為先生送別的場景？

香港這個蕞爾小島，傳奇和故事的濃度極高。雖然老建築專作歷史文化陳列不多，但歷史痕跡是以別樣形式存在的，隱在上百年大致不變的街巷裏，藏在古榕的根葉中。綿綿海風，每一縷都含着傳奇的顆粒。蔡元培先生在港的人生最後一段經歷，變成這座城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他的風範綿延賡續。

香港給了先生一個暫厝之地，也成了先生永久的安息之地。八十多年來，香港以「香港方式」保護並銘記着這位偉人。那是一種樸素的尊重與懷念，不打擾不張揚，安靜輕緩，深情長長。

（來源：大公報B2：大公園 2024/07/24、大公報B2：大公園 2024/07/31、大公報B2：大公園 2024/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