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故事41 | 報史鈎沉：大公報人奔跑在新聞前線

文/鄭曼玲

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更是做好新聞工作的基本功。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公報》之所以一紙風行、生生不息，正因為一代又一代大公報人始終信奉「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原則，恪守「不調查不報道、無採訪無新聞」的鐵律，一邊行走，一邊觀察，一邊思考，一邊寫作，把深入細緻的採訪調查和抽絲剝繭的分析研究遊刃有餘地融於一體，才能執筆為劍，落筆生輝，撰寫出一批視野宏闊、力透紙背的傳世新聞佳作，忠實記錄並有力推動了中國近現代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

時間有如流水，赤忱已成永恆。大公先輩們秉持的「離民眾越近，離真理越近」的新聞理念，穿越百年時空，依舊振聾發聵。

「一個記者，要有抱負。這抱負就是窮畢生精力研究一兩個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從群眾中提出來的。」在《大公報》任職期間，范長江闖西北、進延安、上前線，身體力行實踐着自己所追求的新聞理念。

那是個災難頻仍、風雨飄搖卻孕育了無數光榮與夢想的年代。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覬覦中國多時，極具政治敏感的范長江意識到，中日一旦開戰，沿海一帶必不可久守，抗戰大後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帶，因此對這些地方進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他向《大公報》提出這一計劃，得到時任總經理胡政之的支持。

「長江一支筆 勝過百萬兵」

1935年夏天，25歲的范長江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率先踏上西行之路。這是一項驚人的壯舉。范長江沿着崎嶇不平的古道，爬山涉水，風餐露宿，行程3000餘里，歷時10個月，足涉川、陝、青、甘、內蒙古廣大地區。

難辛的採訪，換來了豐碩的果實。這期間，范長江以其敏銳犀利的視角、卓越出眾的學識、富有才情的筆調，將耳聞目睹的社會現實，融會於筆端，真實記錄了中國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為可貴的是，范長江在報道中第一次以「紅軍」稱呼共產黨軍隊，第一次公開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歷程，字裏行間傾注了他對紅軍的認同和敬意。這些旅行通訊在《大公報》發表後，有力駁斥了國民黨之前的虛假宣傳，震驚朝野，反響強烈。不久，這些通訊彙編為《中國的西北角》後出版，讀者爭相搶購，一時洛陽紙貴。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范長江毅然決定涉險去西安、延安等地進行採訪。在西安，周恩來與他進行了一番深入交流，在延安，毛澤東又在其工作的窰洞裏會見了他，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時共產黨的總路線、總政策等作了精闢分析。這番談話，讓范長江覺得「茅塞頓開」。他也是除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外，第一個正式以新聞記者身份進入延安的人。

離開延安後，范長江連夜趕寫了《動盪中之西北大局》，發表在《大公報》上。該文像一枚炮彈，衝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不僅報道了西安事變的真相，而且清楚地傳達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主張。蔣介石閱後勃然大怒，毛澤東則給范長江寫了一封感謝信，落款署名為「弟 毛澤東」。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被任命為《大公報》通訊課主任和戰地特派員的范長江，又帶領孟秋江、邱崗等記者奔赴抗戰最前線，採寫了許多悲壯而生動的戰地通訊。

《大公報》把范長江等人的通訊結集成冊，取名為《西線風雲》，這是抗戰開始後的第一本戰地通訊集。王芸生在「序言」中寫道，「他們幾位出生入死的在戰地內跑，隨着國軍的腳跡，冒着敵人的炮火，記錄下這些可歌可泣可悲可慨的事跡。這些文字曾輸送給讀者不少的悲歌感慨，雖不敢說對於國家有了什麼貢獻，在新聞記者的本分上，他們總算盡職了。」

「長江一支筆，勝過百萬兵。」范長江以其身體力行的新聞實踐告訴世人：一個肩負良知和責任的人，一個永遠在路上的人，這就是記者；一邊行走，一邊觀察，一邊思考，一邊寫作，這就是記者的工作。

《豫災實錄》披露中原災情

在涉及民生的重大議題上，《大公報》記者同樣注重通過扎實細緻的調查採訪獲得真實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並通過披露實情，去偽存真，揭露真相，維護正義。

1942年底，張高峰奉《大公報》派遣赴中原任戰地記者。從洛陽開始，張高峰先後到臨汝、寶豐、葉縣、魯山、許昌、淮陽等地採訪，了解到當年從春到秋，河南全省旱災、蝗災、澇災、風災、雹災、霜災接踵而至，加之1938年花園口黃河決口造成的水災遺患，河南已是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甚至出現了狗吃人、人吃人的慘劇。而政府當局卻瞞報災情，不顧災民死活，依舊徵糧、徵兵、徵稅，逼得百姓走投無路，不少災民把妻子兒女賣到「人肉市場」，換取一點維持生命的糧食。記者的良知與職責，使張高峰下決心把河南災情如實報道出去，為3000萬河南百姓請命。

1943年2月1日，重慶《大公報》以《豫災實錄》為題，刊發了張高峰從河南葉縣寄來的長篇通訊，全文未作刪節，在要聞版刊出。

張高峰的報道寫道，「沿途災民扶老攜幼，獨輪小車帶着鍋碗，父推子拉，或婦拉夫推，也有六七十歲老夫妻喘喘地負荷前進……一路上的村莊，十室九空了，幾條餓狗畏縮着尾巴，在村口繞來繞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卻吃起自己主人的餓殍。」

即便如此，地方政府為徵糧還在勒索百姓，「據說比去年還逼得緊，把人帶到縣政府幾天不給飯吃，還要痛打一頓，放回來叫他賣地。」張高峰在文章中嚴厲批評地方政府救災不力，並警告可能官逼民反，「嚴冬到了，雪花飄落，災民無柴無米，無衣無食，凍餓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徵着他們的命運。救災刻不容緩了！」

《豫災實錄》見報當晚，王芸生聯繫重慶現實，有感而發，揮筆寫下那篇著名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見之於今日的事實……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徵發豪商巨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大公報》的報道與社評引發了社會強烈反響，人們咒罵「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紛紛表達對重慶花天酒地、河南民不聊生現狀的不滿，令國民黨當局十分難堪。2月2日當晚，當局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以示「懲戒」。

1943年的《大公報》停刊事件，是其編輯記者團隊在調查報道中始終堅持俯下身、沉下心、察實情、說實話的一個絕佳例證。張高峰後來回憶稱，自己報道豫災，不過是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盡了一個記者的職業責任。而大公報頂着風險，把一個年輕記者尖銳披露災情、批評政府的報道一字不改地刊登出來，充分體現其作為一張有影響力的大報「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的社會責任感。

「西北情結」沾滿泥土氣息

這種「民本情懷」，還體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大公報》對西北地區的關注和報道上。當時，作為最早號召開發西北的媒體之一，《大公報》派出一批記者，不惜艱難跋涉，對罕為人知的地方進行實地考察。

為了向人們詳細介紹西北的交通狀況，《大公報》特派記者李天織到了綏遠，於1933年8月下旬，借綏新路試通路之機，搭車去新疆。一路艱險，計程一個半月抵達新疆迪化。當他從新疆返回時，途中遭遇戰事，交通中斷，被新疆督辦扣押，嘗盡幽禁之苦。以至他將事實見聞寫成《新疆旅行記》時，深感「有萬語千言無從說起之憾」。同年四月的《西康情況》調查記，也是記者經若干時日的艱辛跋涉，而窺得地處邊陲、交通困難的西康實情。《大公報》總編輯兼主筆張季鸞，還親自兩次走訪西北，寫了《歸秦雜記》《歸鄉雜感》，其對西北問題頗有見地的觀點被其他媒體多次轉載。

《大公報》介紹西北的目的，是鼓勵民間力量參與，督促政府加快開發。它批評「政府偏在東南，要人好住上海」，謂應以西北高原為中心，「實則專車生活，僕僕往來，其真肯拋棄江南逸樂之起居，躬與西北民眾共窮苦者，蓋絕無而僅有焉。」並在同版刊登了記者採寫的《陝南視察記》，一邊是乘外國車在杭州上海之間平坦公路上出風頭的政府官員，一邊是棲身無所、食而無粟的百姓，形成鮮明對比，引起強烈反響。

當《大公報》得知當時的全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宋子文將赴西北考察，又撰文提醒，「達官貴人」視察時不要從「山上」看「山下」，高高在上，走馬觀花，而應從「山下」看「山上」，實地考察，才能不虛此行。

從1932年至抗戰爆發前，有關西北的民情、景況，大量見於《大公報》版面。登載的長篇調查報告、視察記、特寫、遊記多達數十篇，這一沾滿泥土氣息的「西北情結」系列報道，充分體現了《大公報》記者「腳底板下出新聞」的工作作風。

「不調查不報道 無採訪無新聞」

「不調查不報道、無採訪無新聞」，對於大公報記者而言，既是常識，更是鐵律。王芸生曾在《大公報》社評中寫道，「新聞記者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灑灑皇皇，食不甘味，席不暇暖，風雨奔波，秉燭達旦，皆是為了讀者每晨所看的一張報。其中的甘苦，正是如魚游水，冷暖自知。」

而范長江也曾在《記者工作隨想》中談到，「報紙要面向群眾，記者當然也要面向群眾。我認為，一個記者的最基本的鍛煉就是群眾觀點的鍛煉。一個記者好壞不是編輯部批准了就算數的，首先要由群眾批准……記者應該活動在群眾中，他是人民群眾中間的一個活動家，了解廣大群眾的動態、思想感情，熟悉群眾的生活和問題，知道什麼事群眾懂的，什麼是不懂的。懂得群眾的心思，在寫稿的時候，哪些地方該詳該略，該用什麼材料，就有根據了。」

他又感慨道，幹記者是苦事情，但是如果有理想有事業心，對自己的職業有濃厚的興趣，也就不會覺得苦了。「一個記者，如果能為一個偉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時光走遠，信念不朽。今日重溫，依舊鏗然有力，令人醍醐灌頂。

（來源：大公報A5：副刊 2023/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