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故事26 | 周恩來與《大公報》淵源深　肝膽相照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凱雷 實習記者 郭瀚林）在少年時代便立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宏偉志向的周恩來，一生都與《大公報》結下不解之緣。在天津讀書時，他閱讀《大公報》等讀物了解國內外形勢。赴歐留學期間，他為《大公報》供稿多達數十篇，向國內介紹世界上正在萌發與壯大的新思潮。抗戰歲月裏，他多次接見《大公報》記者，肯定《大公報》的傑出貢獻。解放後，他又與《大公報》在思想戰線上繼續並肩而行。近日，周恩來侄女周秉德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總理對《大公報》很有感情。周秉德對《大公報》在當前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感到欣慰，希望大公報人能繼續保持初心，做好報道。

1913年，15歲的周恩來跟隨伯父從東北搬到天津，度過了中學時光。1902年誕生於天津的《大公報》，秉持公正敢言、不畏強權、愛國為民的精神，為民眾傳播思潮、普及知識，成為一代進步青年的日常讀物，在天津求學的周恩來亦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

歐洲留學 投稿大公

「伯父從小就很關注國家各方面的情況和世界上的局勢，在天津，他不僅愛讀《大公報》等進步刊物，同時自己也辦報紙，號召青年人關心國家大事。」周秉德講述，1914年初周恩來和校友一起創辦了《敬業》雜誌並擔任主編。此外，周恩來還常常在校刊《校風》上發表對時局的見解。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大公報》發表《北京學界之大舉動》等文章，積極追蹤報道全國範圍內的學生運動。彼時的天津學生亦群起響應，並成立了學生聯合會，領導學生愛國活動。周恩來從日本學習回到天津後，積極投入到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愛國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運動的領導人。

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周恩來，在政治上趨於成熟。在1920年11月，22歲的周恩來遠渡歐洲留學，繼續探索救國真理。周秉德回憶，留學期間周恩來向《大公報》投稿達幾十篇，通過對海外各方面的觀察、實踐與思考，給國內介紹世界上正在萌發與壯大的共產主義思潮，以及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等情況。

無畏無懼 揭露真相

1936年，華北局勢日益危急，《大公報》落戶上海望平街，創辦了上海版。年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1937年2月，范長江盡最大努力來到西安，周恩來熱情地接待了這位年僅27歲的《大公報》戰地記者，還介紹他去延安進行採訪。後來，范長江不僅報道了西安事變的真相，而且清楚地傳達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主張。

「《大公報》是站在公眾立場上的，在社會上代表着進步力量，中立客觀地介紹西安事變。」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提到，《大公報》如實反映了西安事變真相，展現了自己的影響力。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動員全國人民抗日救國已成社會共識。《大公報》等報刊陸續發表評論，討論統一救國問題。周恩來致電毛澤東等，提出「為爭取全國統一，我們應參加這些討論。」建議中共中央派人化名向各報投稿。

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多《大公報》記者衝在一線，冒着生命危險發回一封封珍貴的電稿。1937年10月，周恩來會見了《大公報》派駐山西戰場的記者孟秋江、陸詒，向他們介紹山西的戰局，並囑咐他們到前線後同部隊一起行動，做好戰地報道工作。周恩來還曾三次致信范長江，對戰地記者表示關切，並曾親自聽取戰地記者的匯報，鼓勵他們據實向當局政府反映前線情況，認真總結抗戰的經驗與教訓。

立論中肯 正義之聲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後，桂林的《大公報》等報刊因拒登國民黨中央社誣陷新四軍的消息，遭到白崇禧下令打壓，周恩來通過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告知相關媒體人立即離開桂林去香港，與重慶撤去的文化工作者合作，建立對外宣傳據點。《大公報》掌舵人張季鸞亦在1941年1月21日刊登社評，不僅通篇不見「叛軍」、「叛變」等污衊性詞語，並讚賞中共在事變中的大局意識。

1941年5月，日軍在中條山對國軍發動攻勢，國軍望風披靡，喪失兵力五萬多人。蔣介石為了掩飾失敗，造謠誣衊八路軍不配合作戰。周恩來撰寫致《大公報》張季鸞、王芸生的信，並在信中列舉大量事實，揭穿各種謠言。聲明：「我們一向主張團結抗戰，而且永遠實踐團結抗戰。」《大公報》在將此信全文發表後，轟動了重慶。毛澤東看到此信後，致電周恩來，認為「寫得很好」。後由張季鸞抱病執筆，再發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坦誠地交換了抗日救國的意見。

周恩來1958年與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交談時，充分肯定了抗戰時期《大公報》的歷史貢獻：愛國、堅持抗日，並且為中國的新聞事業「培養了很多人才」。周秉德強調，抗戰年代裏，《大公報》能夠不屈服於國民政府的壓力，始終尊重事實，不歪曲，不捏造，採取客觀態度向全國公眾介紹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的進步業績。

一百多年來，《大公報》以「堅持宣傳正義聲音」為宗旨，以立論中肯、報道翔實為特色，在國際上建立了良好聲譽。「我小時候就知道《大公報》了，沒想到一晃眼120歲了。大公報人依然保持着初心實屬不易，你們的工作還是非常勤奮的，也很會抓得住國內國際的主要形勢。」周秉德動情地說，《大公報》在社會上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公報人能繼續保持初心，客觀、真實做好報道。

後人回憶|「伯父與大公人互信互助」

「他對《大公報》是挺有感情的。」根據周秉德的回憶，伯父周恩來及伯母鄧穎超對《大公報》及大公報人非常關心，他們在溝通、協作與互助中建立互信，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張季鸞病危時，守護在他身邊的朋友就有周恩來。1941年9月6日，時年54歲的張季鸞逝世。周恩來同董必武、鄧穎超電唁張季鸞，稱其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並聯名送輓聯：「忠於所事，不屈不撓，三十年筆墨生涯，樹立起報人模範;病已及事，忽輕忽重，四五月杖鞋失次，消磨了國士精神。」

1946年5月，《大公報》記者曾敏之在重慶專訪周恩來，周恩來受訪後為記者提筆贈言：「人是應該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生活會變成盲目。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經驗，學習到本事，這就是生活實踐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9月21日，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和副總編輯楊剛應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邀約，參加了新政協。10月1日，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王芸生在《開國盛典》一文中寫道：「舉目天安門前的人民廣場，人如大海，旗翻紅浪，生平未曾見過的一個大場面就在眼前。我慶幸個人此生不虛，更慶幸中國由此進入了人民民主的時代。」

凝聚愛國愛港力量

周秉德表示，「正是因為周恩來從青少年時期就投入革命、投入辦報的親身實踐，讓他十分清楚，媒體對於中國的革命、社會的進步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抗戰勝利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與《大公報》繼續密切協作，傳遞社會進步的正確聲音和建設國家的強大信心。

周恩來曾多次接見時任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探討通過報紙加強黨和海內外群眾的聯繫，霍英東、何賢、查濟民等一大批工商界鉅子就是在費彝民的號召下走上愛國愛港之路。全國政協副主席、澳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曾說，他的父親何賢，是在費彝民手把手的教導下走上了「愛國的道路」。

1958年，周恩來同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祁峰談話，在談到辦報問題時指出，要站穩愛國立場，堅持黨的方針，但要靈活，否則辦不好。比如，可以採用一些外電，像《大公報》如果都用新華社電稿，是很難與別的港報競爭的。報紙的副刊要有思想性。港聞版不僅要報道對敵鬥爭的內容，還應當增加一些群眾生活內容，不要脫離中間群眾。寫評論也要適合當地群眾的習慣用語。

（來源：大公報A9：內地 2022/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