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尋根:華人在海外的求存與傳承(上)

●「英華仔」在馬六甲基督堂合照。作者供圖

文/盧業樑

2019年4月上旬,我們一行36人,包括校長、校董會主席及各屆(從1965屆至1998屆均有)畢業的英華師兄弟,一同參加母校英華書院創立200周年的歷史文化尋根之旅4天遊,首次踏足馬六甲。這個位於馬來西亞的南洋小鎮,驟看恍如30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的廈門,又似20年前的東莞……

馬六甲英華書院於1818年成立,由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與米憐牧師(William Milne) 創辦和管理,是為遠東區首間英式學校,造福當地人及移居當地的華人。在文化交流上,它印行出版了最早的華文雜誌,介紹中國典籍和西方科技。它又銳意培訓傳教士,教授中文,印刷出版首部中文聖經及傳教刊物,成為倫敦會刻意在馬六甲建立的傳教站。當時,清廷嚴禁西洋人學習中文、「私自刊刻經卷,倡立講會」及向人民講經傳教,對違反者以「絞決」處治,使得傳教士以馬六甲為基地。

從馬禮遜和米憐草擬的《英華書院計劃書》中,可知書院設立的目標:「本校實行雙軌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歐洲文學。一方面可讓來自歐洲的學生有機會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讓恒河以東的學生學習英文、歐洲文學和科學。」此外,馬禮遜在為英華書院簽訂的契約書中,更直接表明,該院的學生「在學成之後,將會被派往恒河以東的亞洲各國,引領人們歸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華書院1843年遷往香港,在馬六甲歷時25年,共7任校長。學生主要來自馬六甲當地的華人家庭,初創時只有7位,以後維持在二三十位之數,最多時達到七八十位。當時在馬六甲的居民中,華人只是少數,書院學生仍以華人為主,西籍學生不多。華人中雖然大部分人講閩南語,但書院仍堅持以官話為主流。這些安排都反映出馬禮遜和米憐的心願:這所學校是為中國將來宣教而設的。

馬禮遜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在鴉片戰爭後,曾先後擔任英國全權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的翻譯,參與中英之間的談判,以及中英《南京條約》的起草與簽訂。他精通中文,遊走於官員之間,在清廷官員眼中,他竟被誤認為最具權力的代表,而事實上,清廷最終所失比預期為多,關鍵在於他。中國將香港割讓給英國,英華書院旋即於翌年(1843年)由馬六甲遷往香港,校舍設於港島荷李活道與士丹頓街交界,為香港第一間西式學校。

在個人感情上,我們緬懷馬禮遜牧師創立英華書院的事跡,認同他在教育及文化交流上的貢獻,但站在大歷史觀上,卻對他們父子在英國打開中國門戶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遺憾。他們先後服務英國朝廷,而英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別無二樣,先是進行文化滲透,繼而軍事動武,最終侵佔土地,豪奪經濟利益。直到今天,部分地區問題仍糾纏不清。踏足馬六甲,憑弔學校遺址,教人唏噓不已。

漫步馬六甲的街道,隨意鑽進一間生果舖,華人面孔的老闆娘便是典型的南洋移民——客家人,祖籍中國廣東省梅州市,在馬六甲已是第五代。而店裏年齡相仿的山東姑娘,則是以遊客身份來馬六甲旅行。時光流轉,同樣是炎黃子孫,同樣站在馬六甲的土地,身份、地位、處境,已隨着中國的崛起發生巨大轉變……

十八世紀以來,在中國盛轉衰、西方霸權強橫的時代,華人離鄉背井來到馬六甲,為討生活而落地生根,可是國家因「路遠」而保護不到人民,令致他們境況淒慘。據載,1800年至1820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通過駐在廣州的洋行,從黃埔、金門和澳門多次偷運中國工人到馬六甲、檳榔嶼、聖赫勒拿島等地,迫使長期勞動。

當年,清廷無意經略域外,而東南亞的華人處境堪憂,怎樣才可自保?百多年後,周恩來總理點出了竅要:當國家無法保障華僑在所在國的安全和正當權益時,華僑可入籍所在國。他並且表示,海外華人應當效忠入籍的國家,與當地人民一同為所在國的政治、經濟獨立和文化作出貢獻。人民命運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國家積弱受壓,海外華人也難逃被欺凌的命運,這真是萬般無奈之下務實自保的做法。

事實上,當年華人確如周總理所想所做。大馬首富、糖王郭鶴年曾形容華人為「地球上最驚人的經濟螞蟻」,表示海外華人實在是對東南亞發展貢獻良多的無名英雄,不僅勤奮高效率,更重要是肯吃苦、耐勞。他說,這些貧窮的華人遷移至東南亞,走入森林經營木材、割膠、採錫或開小店舖,肩起了這些費力的工作,塑造了當地經濟。

郭鶴年又指出,大部分海外華人都秉持道德操守,推行公平競爭,華人身無分文時,願意做任何事獲取資本,之後就會努力超越過去,成為具備道德聲譽的商人。無論受過高等教育或沒受過教育,每個華人都非常具有批判性,因為他們都已在家教中受熏陶、耳濡目染下傳承中國傳統固有的道德價值,並身體力行。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