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窮之路》：真實 真情 真感動

香港攝製隊穿梭內地六省區找到最真實的脫貧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焯羚、胡茜　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部分圖片由無綫電視提供）今年的8月21日，一檔名為《無窮之路》的類紀錄片在無綫電視台開播，節目用紀實的目光走過祖國的大山村落，見證耗時八年的脫貧成果。一經播出，《無窮之路》在香港和內地兩地觀眾、網民中掀起討論，孕育這個節目的TVB新聞及資訊部總監黃淑明、新聞資訊部高級專題節目經理阮小清及新聞及資訊部監製岑應對節目受歡迎深受感動，她們都說：「目前的成果是『超乎期望的收穫』，我們感覺到節目的受歡迎與『真情流露』分不開，就是脫貧者由衷的開心之情，主持人陳貝兒的備受感動之情。」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有些地區難免因交通的不便、氣候的惡劣、地理環境、土壤條件等原因，無法在同一個時間節點上實現生活水平的富足與發展。但是，伴隨着「脫貧」口號的響起與一步步腳踏實地去施措，中國目前已實現了接近一億人口的脫貧。儘管聽上去十分宏大，但數字終究是蒼白的，它的留白太大，以至於作為遠方的香港無法切切實實地感受這數字背後，有多少孩子早已實現了教育自由，甚至可以在放學的時候拿着一支雪糕歡快地走回家；有多少走出大山務工的年輕人早已不用自己的雙腿盤延六里山路；又有多少老人，生了病不需盲目採食山間野藥，就地便能得到基本醫療。

《無窮之路》的孕育過程

無綫新聞及資訊部總監黃淑明破例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她說：「《無窮之路》的存在，就是為了讓觀眾切實地看到那些脫貧的土地，那些真正生活的場景。」

「我們在中國官方宣布中國已實現了接近一億人口脫貧的消息後啟發了我們思考這節目，加上 2019年無綫電視助理總經理（新聞及資訊）袁志偉前年去寧夏考察，寧夏的脫貧建設令他感震撼。同樣我亦去過貴州參觀考察，我就發現與多年前去貴州比較改變很大，那時候的貴州，處處是山丘絕嶺，道路罕見，現在是『有人就會創造路，路通了就會財通』。雖然去各區山路遙遠，但坐車一路蜿蜒直上，一路暢通，利民便民。貴州的城市很繁華，參觀他們的『天眼』很震撼！」她回憶那裏令自己印象最深的是遇到的公廁都相當乾淨，「就得十多年前在天安門旁邊的公廁和今天的公廁都形成了差距。祖國真的變化很大。」黃淑明讚嘆道。而阮小清亦回憶自己在2000年時去過甘肅，當時當地荒涼人罕，與今天的先進發展全然兩個模樣。三人都覺得真的需要告訴香港人內地的真實變化，故決定籌拍《無窮之路》。

「我們親身看到過變化，有感而發而主動製作節目，並且覺得有必要及值得做。絕非某些人誤會我們是受委託去做的。」黃淑明說道。

「《無窮之路》從籌備到播出，前後不過半年光景，這對整個製作團隊來說是一種考驗，辛苦但也同樣樂在其中。」阮小清說道。

「今年2、3月期間，創作團隊開始籌備工作，在網絡上進行資料搜索，細心研究每個地方的特色、脫貧的關鍵以及目前的困難，最終決定在全國挑選十個最具有代表性的深度貧困案例，希望以不同的主題呈現中國以不同方式達到真正『脫貧』的景況。再聯絡當地的有關部門及電視台找尋一些幫助。甚至找中聯辦協助聯絡工作，在此也要很感謝他們。」黃淑明說。「設計十二集，每一集都是不同的主題，這些主題雖然是事先已經設定好，但在拍攝期間一定會有變動，有加加減減，因為總有一些超越預期的事情。」

籌備期間繁瑣詳細的資料搜集之外，正處於新冠疫情期間，要解決拍攝隊又要面對打針、隔離等等。雖然整個拍攝團隊只有兩個攝影師、陳貝兒及節目監製岑應，但得到各方相助，整個過程算得上順遂，甚至有預期之外的驚喜。

阮小清覺得拍攝順利亦得益於社會的進步與當地相關部門的支援，「現在與十多年前已經完全不同，當年也許打個電話溝通都很困難，而現在通過手機平台互聯網便能進行詳盡的溝通，很多部門都可以進行周到的安排，中聯辦有給予支援。亦特別感謝當地省市電視台提供的昔日舊畫面給我們，你們在節目上看到脫貧前後的對比，舊資料都是當地的電視台供給我們回來再剪輯，才呈現出這種反差的衝擊，效果大很多。所以大家看的半小時其實花費的心血不少。」

有人嫌節目只得半小時太短，可以長些。阮小清回應道：「半小時可以令節奏快些，如果一小時擔心觀眾沒耐性。觀眾嫌短就更加有期待追睇。」

「香港人的視角」 見證脫貧成果 觀眾震撼又信服

《無窮之路》講的是在中國政策下有效成功脫貧，知道有些人很喜歡質疑中國的成就，甚至抱不信任態度。「所以我們更加要確保節目內容的真實性。也非為歌功頌德而拍，脫貧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真實的，而目前一億人脫貧的成果亦是有目共睹，不需要有什麼『硬宣傳』，拍出來的都是客觀的事實。人民脫貧後鏡頭前真實的生活環境，他們流露的感恩之情很純樸真實。是次前往的每個地方真的都不再有『苦難』，我們拍攝隊其實有特地去『邊邊角角』暗中查探，事實上他們看到的就是那些人真脫貧了，過着開心的生活。」阮小清強調。

黃淑明亦說：「內地本身其實已有不少脫貧話題的節目、紀錄片，但由香港人來拍攝，我們就更加要堅持所有的數據都是真實的，我們不是拍一個故事。」

同時《無窮之路》起用主持人陳貝兒，這個「角色」事實上就是一種強調「香港人的視角」。「陳貝兒見識很廣博，既知性又感性，本身是在加拿大讀新聞系畢業的，但她沒有新聞記者的經歷，不會時刻強調客觀性，她比較容易表達自己的感受，比如有一些恐懼、感動等等，她這些真實的感覺其實很容易引起觀眾共鳴，更有墜入感。慶幸如今觀眾有良好反饋。」黃淑明說。

在內地網站上，有網友評論道：「TVB的人文關懷節目真的未有輸過。沒有過多的煽情和過度渲染，從村民的採訪，以小見大：國家對攻堅扶貧的落實有多大的難度和魄力。」

而在香港，則有網友評論：「因為看了這個節目而見證了很多無法想像的今天，感覺既佩服又震撼。」

黃淑明在初期便對《無窮之路》能夠產生的影響懷抱信心，但能夠達到目前這種兩地觀眾的關注讚賞，她與阮小清都認為是「超乎期望的收穫」。而黃淑明則希望節目可在更多地方播放，增加簡體、英文字幕，在內地、東南亞及歐美國家播放，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也讓更廣闊的人群見證祖國創造的奇跡。

《無窮之路》的成果可謂一種里程碑式的成功，黃淑明、阮小清認為這樣的氣氛很美妙，儘管目前並沒有拍攝下一輯的打算，但未來希望籌備關於「國潮」及十四五規劃有關的節目，讓香港乃至世界的觀眾亦能感受到祖國的嶄新魅力。

陳貝兒：做鍾意的事 辛苦也開心

紀實節目《無窮之路》第一集講述懸崖村的歷史及滄桑，全國最經典的大範圍連片特困地區涼山彝族自治州四川橫斷山脈上的懸崖村，村民上落山的方法，就是靠幾乎垂直90度的懸崖上，用藤繩織成的簡陋天梯。第三、第四集講述陳貝兒與攝製隊走入雲南怒江，挑戰溜索，穿越高山大峽谷，發掘雲南的最後秘境的鏡頭，這些場景令香港和內地觀眾都熱血沸騰起來。

節目主持陳貝兒近期忙於為《無窮之路》英文配音而婉拒不少人的約訪，但這天香港文匯報記者獲破例在無綫新聞部採訪時，貝兒給了記者一個驚喜，出現幾分鐘，讓記者拍張她與無綫新聞及資訊部總監黃淑明、高級專題節目經理阮小清及《無窮之路》節目監製岑應的大合照。貝兒表示，自己特別現身，是為對三位幕後功臣給自己這個機會說句感謝，令自己有這麼難得的體驗和經歷，要多謝為《無窮之路》出過力的每一位。

陳貝兒知道節目大獲好評的同時，亦不忘在社交平台分享與拍攝旅程中的感受和相片，她感性地寫道：「記得喺怒江大峽谷拍攝時，因為上山落山時間緊迫，所以大家好多時都就咁樣坐喺路邊簡單食個飯盒就算。雖然係咁，但係感覺很實在。拍攝過程雖然係辛苦，但係開心，因為做緊嘅係自己鍾意做嘅嘢。攝製隊喺三個月嘅拍攝旅程中，我哋攀過一個又一個山嶺，每一步都只係諗住點樣向前。其實人生都係咁樣。路程很遠、過程很累，但係我感恩我有經歷過。多謝支持。」

每一站拍攝旅程的點滴片段都令陳貝兒別有所思、感慨頗深，在到訪「懸崖飛人」某色拉博於山下安置社區的家中，了解如懸崖村般的貧困村落居民易地搬遷的新生活後，她這樣寫道：「祝拉博一家生活永遠幸福美滿！拉博個女同佢好似樣，而且比爸爸幸福，三歲就可以讀書，行幾分鐘就到學校。小朋友要畀心機讀書呀！」「嗰日，係我哋喺大涼山昭覺縣最後一日拍攝。探訪完拉博屋企，見到一大班彝族小朋友剛剛放學，聚集喺公園度玩。其中一位小女孩好開心咁話畀我聽老師揀咗佢哋入歌詠隊，嚟緊有機會出去表演！妹妹，你哋唱得好好呀！畀心機 keep住呢份自信，行更遠嘅路！態度決定高度。謝謝你！讓我看見簡單快樂。」

監製揭秘「無窮」背後故事

「2012年，中國的貧困人口接近一億，怎樣令這一億人在八年間全面脫貧？不但解決溫飽，還有教育、醫療及住屋的保障呢？」心懷好奇，探索未知，無綫電視新聞及資訊部監製岑應、主持陳貝兒與兩名攝影師組成的四人團隊踏上了這場充滿驚歎與感動的旅途，穿梭六個省區，深入十個貧困縣，冀望將內地真實的脫貧新貌立體呈現於香港觀眾眼前，扭轉港人對偏遠地區「窮山惡水」的刻板印象，共同拼出關於中國如何脫貧的完美答案。

將一個「大膽」的策劃化為實在的節目，由斯斯文文的女孩子岑應肩負重任、身兼數職。當觀眾在電視中見到陳貝兒攀登懸崖村天梯、挑戰怒江溜索之時，岑應及攝影師亦緊隨其後，利用攝影機、GoPro、手機、航拍機等多種器材，隨時發掘更立體多面的拍攝角度。她坦言兩項挑戰都沒有任何安全措施提供，團隊唯有入鄉隨俗「頂硬上」，克服由於手抓不實或陽光耀眼而可能發生的危險，「我們盡最大努力，用最少的人手，做出最好的效果。」

當地政府作風比以往開明

作為節目監製，岑應肩負與當地官員、電視台的溝通重任，一路暢通無阻。實際拍攝中，難免遇到意料之外的狀況，如「原要訪問的扶貧書記突發疾病需入院手術」，或「原想入深山拍攝貧困村，卻發現舊村已清拆，居民已易地安置」等，唯有啟用備選方案，拍攝其他素材補充，她欣慰當地負責人極配合協調工作，「我們想如何拍攝，找哪些受訪者，他們都會盡量協助。」且當地政府的處事手法作風已經比以往開明許多，除了派一位導遊協助他們，沒有政府官員跟隨，他們可以隨意拍攝。為測試真實感，他們曾自行去一些沒有事先聯絡好的地方探查，發現與原先拍攝的環境相差不遠，證明當地生活環境確實已經全面提升。

香港攝製隊只有四個人，背負器材行李，穿州過省，面對困難不少，實在不易，他們感謝當地人協助。例如，當一行人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縣拍攝時，儘管已於兩周前服用紅景天，亦聽從建議於低海拔之處慢慢上行，但因旅行後半截體力不逮，四人仍出現了高原反應症狀。岑應回憶道：「每日都好像喝醉酒般，行幾步路去廁所也感到費勁，好像『這麼近，那麼遠』，在這種情況下仍要採訪及拍攝。還好我們的時間預備得比較充裕，當地所有的陪同人員和相關部門的人員都很支持我們，買好多好多的氧氣放在車上供我們吸，對我們的照顧和關懷無微不至，充分保障我們的生命安全。」儘管有着高原反應的阻礙，在理塘縣，團隊仍訪問到當地的網絡紅人丁真，為配合丁真的檔期幾次更改拍攝計劃，亦會為避免粉絲聚集而特別選擇於草原拍攝。真的是方法總比困難多。

教育扶貧是一個良性循環

談及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岑應預告是將於本周六（9月11日）播出的第四集節目，關於雲南怒江少數民族的教育扶貧故事。「曾經因為交通不便，很多輟學兒童離開了教育系統後很難再找到人，但在脫貧攻堅的政策下，教師們會逐個山頭去找尋當地所有在義務教育年齡段卻失去聯絡的兒童，令他們重返學校。」她形容這種行動是「一個都不能少」，而當聽到一個個勸學的故事，她其實是震驚的：「今時今日，還有很多身處偏遠山區的父母是短視的，他們並不認同子女需要讀書，而是覺得家中少了一個耕田的勞動力才是最大的損失。當教師去勸說的時候，他們依然不願意子女讀書，甚至有父母扮病，以種種藉口阻止子女去讀書。教師最大的工作不是動員兒童，而是勸說、教育父母，現在所有戶口冊貧困人口表裏的人幾乎都已經找到。無論是異地搬遷還是教育普及，都已經完成。」

故事之後，當岑應一行人去新建的學校參觀，倏然發現原來新一代的年輕父母已經完全改變了觀念，「國家真的做了大量的宣傳教育，新一代父母很願意送子女去學校讀書，小朋友衣着整齊，父母接放學的場面和香港很接近，每個人都感到很幸福。」從分散於深山野谷無人問津，到現在村民遷出集中安置，配套的學校、醫院等設備完善，亦有各類安置和助學資金。這件事也令她深感扶貧「對症」的重要性，「教育是最重要的，沒有教育，建再多的新屋，居民沒有知識維生，一世都要扶。」

「扶教育之貧」，更要「靠教育扶貧」。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團隊拍攝了一個關於「青年電商扶貧」的故事，而她也由此明白--教育其實是一個鋪陳開來的良性循環。她介紹道：「當政府幫助當地居民接受教育，使他們有機會可以在人生中登上新的台階，憑藉足夠的教育程度獲得優質的工作經驗，例如曾在大城市做過電商營銷工作。這時他們又會回到家鄉，將城市中獲得的學識和經驗帶回農村，助鄉親父老一臂之力，以合理價格收購農產品，為其做品牌包裝，再將產品通過直播等形式推銷給消費者，有錢齊齊賺。」

因香港觀眾的接納而欣喜

儘管已經回港，岑應仍忙於後期製作工作之中，無暇靜下來思考旅行的意義。她說自己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過往多赴北京、上海、深圳等現代都市，而對幾千里外的偏遠山區無甚關心，「我今次有機會親眼目睹一切的變化，也見證了這個變化是真實的。」當身邊有朋友質疑，節目拍出來的畫面是否都是當地的精心設計之作時，她可以堅定地回答：不是。「其實很多路線我們都不是按照原定安排去拍攝，也並沒有人隨傳隨到跟着我們，從一個到另一個站之間的路線每日都有更改，見到的景象全部都是真實的。」

當疫情使得港人與內地短暫隔絕，未能親眼見證內地全面脫貧後的狀態，岑應的團隊帶着答案和誠意歸來，也因香港觀眾的接納而欣喜。

最後，她這樣說：「有很多政府官員盡心盡力去做這件事，每一個村都有專責扶貧書記，國家訂立脫貧目標後咬實不放，沒人鬆懈過一秒，在過去五年內全心全意做好這件事。政府的政策極具多樣性，涵蓋易地搬遷、產業帶動、教育扶貧、企業幫扶等，全國上下都在扶貧，一定要做得成這件事，層層級級總動員一起做。這完全給了我一個完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