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傳之三|經營新記戰津滬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天津《大公報》同仁合影。前排左起:張季鸞、吳鼎昌、胡政之、杜協民、王芸生、楊歷樵;後排左起:何心冷、許萱伯、姓名不詳。(照片由何心冷夫人收藏,胡政之家人提供)

一九二六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是日本留學好友,三人成立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胡政之延攬人才,事事親力親為,總管經理。每日上午處理發行、廣告等經理事務;下午參加編輯會議,評比各報內容,尋找新聞線索,指令記者採訪;晚上商討社務,研究時事,選擇社評題材,每星期撰寫社評,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習以為常。

九一八事變後胡政之獨家採訪東北軍統帥張學良的《本報記者謁張談話》。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事變發生當晚,胡政之接到張學良用暗語給他的電話,胡立即派記者連夜搭車赴瀋陽,第二天訪問張學良,在當日第三版及時發表報道《最後消息》,成為報道「九一八」事變消息的第一家報紙。

10月7日,大公報以《明恥教戰》為題發表社評,主要內容是:面對敵強我弱的局面,國人應了解國家環境,弄清國恥之癥結,充分準備,積蓄力量,以百折不撓的精神最終完成制定雪恥之大計。

張季鸞認為日寇居心叵測,津版難以支撐,眾人協商後,1936年4月1日大公報上海版創刊,發表《今後之大公報》,再次申明大公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方針外,懇切說明來滬是以北方情勢所逼,大敵當前,「惟與縈心焦慮之餘,以為挽回危局之道,仍在吾全國各界之智慧與決心,因而痛感負有溝通國民思想感情責任之言論界,此時更需善盡其使命。」

1937年7月13日,上海抗戰開始,大公報發表《緊張的滬局》,報紙每天改出一張,注重戰地新聞。報社社員改發「國難薪」(半薪),支持抗戰。14日,大公報高層看出抗戰必將全面展開,滬版不能倖存,胡政之即電令報社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和原津館經理速往漢口,作開辦漢口館準備工作。

9月初,張季鸞在上海和胡政之告別,準備先行赴漢口開闢大公報漢口版。胡政之說:「大公報已與國家融成一片了。我相信中國抗戰免不了毀滅一下,但是毀滅之後一定能復興。本報亦然。我留滬料理毀滅的事,願兄到內地努力復興大業。」張季鸞率編輯經理兩部主要同人,北上到達漢口。18日大公報漢口版出版。館址在漢口特三區湖北街寶利潤里二號。胡政之在上海留守主持發行。派記者採訪淞滬前線各軍戰事,冒着生命危險發表及時戰地新聞,成此時期大公報的特色。

在大公報的資助下,文匯報順利創刊。

在《大公報》撤離上海後,《文匯報》創辦遇到困難,胡政之將《大公報》財產給《文匯報》使用。抗戰結束,《大公報》可以立刻復刊。胡政之又擔心嚴寶禮將辦報看成可以賺錢的買賣,調查後認可嚴寶禮辦報態度,於是《大公報》滬館原經理李子寬與嚴寶禮具體接洽,談判條件。

蔣介石曾給《大公報》2萬元,支援《大公報》宣傳「抗戰」。《大公報》以兩條要求幫助《文匯報》:一是投資1萬元,賬面計為2萬元,如此既可向蔣報賬,又可以利用存紙,墊印《文匯報》幾個月印製開銷。後來,胡政之把這2萬多元移作創辦《大公報》香港版的開辦費。《大公報》在《文匯報》的股份是記在李子寬、費彞民和胡政之的兩個女兒身上的。

二是《大公報》滬館原編輯主任徐鑄成、編輯王文彬分別擔任《文匯報》的主筆和採訪主任。這樣,胡政之為《大公報》留滬骨幹找到生活出路。同時胡政之向留守的徐鑄成表示:「營業我們不管,只要抓住編輯權就夠了。」由此可見,胡政之未指望掌控《文匯報》財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