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有序推進國民教育　夯實愛國者治港思想基礎

文/姜拓

夏寶龍主任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的講話中多次強調國安法對於愛國者治港的重要保障作用。正如夏主任所講，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2019年的社會亂象中在反中亂港分子煽動下部分受蠱惑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怨恨讓人觸目驚心，有了國安法的硬性保障的同時，如何在國民教育中，尤其是在香港青少年中推廣愛國主義教育的緊迫性已經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但關鍵在於，作為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在愛國主義教育方面如何做到精準實施，有序見效。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香港本地青少年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長大的。雖然他們大多數成長在回歸後，但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課堂，我們無法否認的是大多數青少年的父輩和祖輩來到香港的經歷都伴隨着特殊的歷史背景，也就是祖國內地在各種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由於艱辛的探索而出現的嚴重挫折和困難。與之相對比的是，六十年代以後伴隨着香港經濟的起飛以及港英當局統治手腕的調整，當時的香港社會各階層得到了一些福利，在經濟上相對於內地有了較大的經濟和生活水平的優勢。部分「高等華人」也逐漸被港英當局納入行政和立法機構，這就形成了香港一種特殊的歷史記憶和包袱，有學者總結為「香港的本地政治話語對於中國這個政治母體的描述往往是脫離事實的妖魔化，而對於英國殖民者則是給予同樣超出事實的拔高和美化」。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直接使用居高臨下的說教和教條的方式，恐難卓有成效。在愛國主義教育中必須按照三段論的步驟逐次推進，首先必須是以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和民族文化為基礎；繼而進行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以及國情教育；在兩者都已經深入的基礎上才能教授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探索前進為核心的中國當代歷史。同時在指導思想上必須撥亂反正，以「去殖民化，留現代化，再中國化」為指導思想，只有因地制宜，符合香港的特殊背景才能真正把愛國主義教育落到實處。

在港英統治時代，當局以培養殖民地馴服順民的教育模式，刻意迴避中國的歷史傳統與民族文化。而殖民地精英受到西式教育的熏陶，無法跳出西方話語權下的民主自由論述。從理論上看，中國文化中的民本主義與賢能政治理論應當是在香港開始去殖民化教育的基石。根據相關學者的總結：傳統中國的社會基本組織單元是「自然社區」，也就是天然的、由數十戶組成的、彼此有血緣關係的居住社區。由自然社區而行政社區，由血緣關係擴張到虛擬的血緣關係，由小家而中家而大家，我國就有了龐大的、由近及遠的社會，有了統一的國家。這就是「大家庭」，即中華文明獨特的「家國同構」。與西方不同，我國人際稱謂迄今依舊流行血緣稱謂，所有人互稱爺（舉個例子，就算是對中央權威不認可的少部分香港人也會形象地把中央叫做「阿爺」，這個就明顯是大家長的意思）奶，叔，姨，兄弟，姐妹。在學校裏，學生彼此稱師兄、師姐、師弟、師妹。沒有小家、中家、就沒有國家。家是最小國，國是最大家。而在西方，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個人與上帝，個人與團體，個人與國家是「契約」關係，在中國，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責任」的倫理準則就滲入並影響了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的邏輯。這個準則延伸為政治觀念就是「民本主義」。

西方文明建立在二元對立的哲學-神學傳統中。在基督教傳統中，人生的最終目的和意義來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推動各種版本的「歷史的終結」「自由的崇拜」「民主的勝利」。與西方不同，中國的道德並非源於宗教，而是源於家庭倫理。家庭倫理即「孝悌」，是中國社會道德的基礎。孝是回報父母養育，悌是敬重兄長。孟子說，「入則孝，出則悌」有孝方有忠，有悌方有信。對長輩盡孝，對同輩敬重，就有社會的「忠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本主義強調「抑制豪強」反對既得利益集團分肥。

概言之，中華是個獨特的文明，立國之本與西方不同。西方以「社會契約」規範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爭奪而立國，而中國以「視民如子」的治家之道立國。孝悌忠信是我國社會的倫理，禮義廉恥是我國政治的倫常。先有家庭道德，繼而社會道德，再有政治道德，這就是家國同構。因為家國同構，不是強大階級集團統治的國，自漢朝以降的歷朝歷代都聲稱「以孝治天下」。治家之道就是治國之道，故有士子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擔當。修身修什麼？「四書五經」的第一本是《大學》，《大學》開篇頭一句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廣大百姓為自己的親人，就是明德，就是最大的學問。親民的化境是「至善」，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以，「大家庭」是我國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香港回歸二十年來，由於去殖民化不徹底，教育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真正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的民族精英手中，在殖民地的教育體系下培養出來的知識精英，潛在的觀念多是認為是西方文化優於中國文化，西方傳統優於中國傳統。香港經歷150多年的殖民統治，但「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中國的傳統是建立在「故宮」文化的基礎上，而不是「白宮」基礎上。如果以「白宮」的建築審美和標準評價「故宮」自然是問題多多。但就跟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一樣，一個民族，尤其是中國這樣擁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其政治模式、發展道路不可能建立在西方價值觀上。當然，洋為中用，以西人之長為中國之借鑒，在內飾裝修上學習「白宮」的建築技巧和長處，是絕對應該的。但香港的反對派的根本政治理念建立在「拆了故宮建白宮」的基礎上，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從高屋建瓴的角度論述中國政治文明中「家國同構」與「賢能政治」的獨特價值。在中華文化的政治話語中，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通俗理解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大家長」，「擺脫西方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母親懷抱」的觀念是建立在中國的傳統與文化基礎上的，必須在香港的教育體系中的得以貫徹。

香港的教育有濃厚的殖民主義烙印，在回歸以前，有關現代中國以至當代中國的內容被完全排斥在教育制度之外，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有關中國當代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地理以及較為近期的歷史發展，都無法進入學校的正規課程。結果是數十年後大部分香港年青一代對中國現狀茫然無知，民族歸屬感與身份認同就可想而知了。更為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來，在香港某些便有用心學者的論述中，香港作為一個類似「城邦」的政治實體有所謂獨特的發展歷史，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把香港歷史和社會演進的發展維度與英國而不是與中國聯繫在一起。在香港回歸已經二十餘年的今天，這種論調是別有用心的。在祖國的寶島台灣，主張「台獨」的民族罪人們正在處心積慮地把台灣與祖國大陸割裂起來，發明了「南島民族」「新南向」「本土化」「同心圓史觀」等一系列篡改歷史，為台獨張目的史觀與教材。欲滅其國，必去其史，而在香港，「城邦論」「民族自決論」也憑藉互聯網的傳播而快速進入大眾的視野，在前兩年的黑暴運動中產生了極壞的影響，這是風向乃至旗幟的問題，更事關國家認同與民族下一代，「茲事體大，不容有失」。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標誌着中華民族洗雪百年國恥，更標誌着香港再次成為大一統中國的一部分。「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河山既復，日月重光。」這是彪炳中華民族史冊的重大事件。在中國的土地上將殖民主義終結，是抗戰勝利以來民族復興歷程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可謂「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馮友蘭先生曾在抗戰勝利後寫道：「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這一段話可以作為在香港實施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教育的導言和綱領。讓所有反對派的論述相形見絀。在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體系中，應減少內地以社會主義為意識形態為本位的教育，在塑造香港同胞的尤其是青少年的愛國觀念時，切忌意識形態的教條。在教材和學者的選擇上，應當從馮友蘭、錢穆、南懷瑾等以中國歷史和傳統為本位的學術大師的著作和史觀為主。如錢穆先生在其不朽的《國史大綱》序言中寫道：「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香港教育乃至整個輿論界今天的亂象，都是反對派在「反共」「拒絕染紅」「民主」的名義下排斥整個中國文化。我們必須另闢蹊徑，以錢穆、南懷瑾等學者「一生為故國招魂」的抱負徹底掃除殖民主義在今天香港輿論界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重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國精神以推行國民教育。

曾經是國民黨軍官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經歷八九政治風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還斬釘截鐵的認為「中國現在是處在一個建設的階段，中國在1920年時像歷史的南北朝，現在則像隋朝，唐朝復興的開始，一切組織建設剛剛開始。不是一個混亂的時候，而是一個新局面出現的機會。以七十年的時間完成魏晉南北朝三百五十年的改造，也就難怪過度期間動亂之劇烈了」反對派每天以所謂「獨裁」為號召抨擊中央，給人感覺中國現在像清朝末年一樣，完全否認中國從中國朝代歷史的例子看來，和世界各國現代化的例子看來，已經完成了從破壞的階段而進入了建設的階段。完全無視「從長時間合理性看來，中國正進入一個統一和建設的周期，而不是一個分裂與破壞的階段，在歷史上講，中國現在是在長期動亂時候，到了一個促成和平、統一的機會，而不是一個動亂的機會。四分五裂，打起仗來，不是歷史基點所指明的方向。」黃仁宇先生曾經是與共產黨打過仗的國軍軍官，後來一直在美國大學學習和教授中國歷史，難道他本人也被洗腦了？正是建立在對國情充分認知基礎上的有大歷史觀人才能得出這樣的判斷，這才是香港應當推行的真正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真諦。

至於愛國主義教育的推廣過程中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與內地社會主義制度，則是最敏感的議題，也最容易最經常被反對派操弄社會動員。從一國兩制的角度出發，我們一直面臨一個難題，就是如何看待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看待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如果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展現出「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國民教育就無從談起，前一段香港社會各界隆重慶祝建黨100周年，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起點，也是制度自信的反映，如果連宣傳都不能大張旗鼓的做，人心又能如何回歸呢？

要在傳統文化和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以及身份認同的基礎上，按照順序（中國傳統文化，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方案）來，絕對不能倒過來，使用政治教條。需要指出的是，在長期的分離、分治狀態下，香港的政治文化、政治話語與政治菁英早已不屬於中國本土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尤其是香港社會的主體，都曾經有特殊的歷史遭遇。對於內地社會主義探索中出現的失誤而給人民造成的傷害，不能迴避。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奮鬥，也不能從意識形態出發，只講「光榮偉大正確」。要從中國近代史講起。

帝國主義列強以堅船利炮在我們的國土上橫衝直撞，掠奪領土，欺壓民眾。我們中國地大物博，廣土眾民，為什麼屢戰屢敗呢？如孫中山先生所說，近代中國是一盤散沙。統治階級昏庸腐朽，勞苦大眾愚昧麻木，中山先生奮鬥一生，都沒有實現振興中華的畢生夙願，這個偉大的歷史使命是靠中國共產黨完成的，所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決不是一句政治教條和口號，而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共產黨既有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高度組織紀律性、戰鬥力和執行力。「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這在中國這個以小農為主的社會中是革命性的變革，同時黨又深深根植於中國社會和民眾之中，「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始終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這又與蘇聯和東歐等國失去政權的共產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具有顯著的政治優勢。從一個當年只有幾十人，只能在舊上海的租界裏秘密開會的在野小黨，到今日滄桑百年，有8900多萬黨員，領導近14億中國人民走向民族復興偉大道路的領導核心，難道是靠「專制獨裁」就可以的嗎？那世界上那麼多獨裁政府為什麼被推翻倒台，而中國卻能發展的這麼快這麼好呢？那些扣獨裁帽子的人是解釋不了這個問題的。

對於社會主義探索中的挫折也不能迴避，但更要體現中國共產黨有在實踐中自我糾錯、自我革命的強大能力。從文革時代的「批林批孔」「破四舊」的極「左」思想氾濫到今天遍布世界的孔子學院，從「一大二公」的僵化計劃經濟體制到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再到「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在香港和澳門的成功實施，無一不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的探索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勇於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風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

對於反對派經常拿來說事的一些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一些曲折探索和不幸事件，在香港這樣一個資訊發達的社會也是迴避不了的。但誠如黃仁宇教授所講：「中國的事情必須有忍耐性，長時期地慢慢來變化。歷史不會平白地重演，尤其是以中國過去數十年犧牲之大，破壞之深，才能達到今日的局面。如果小不如意，即認為現局不能算數，需要一切重來，那不能與『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切合。我們理解，『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無疑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主旋律。反對派攻其一點，不計其餘」。作為愛國愛港力量，就要發揮優勢，從更高的歷史視角和站位，去展示一個民族復興更廣闊的圖景和畫卷。

去除港英殖民化，發揚制度現代化，徹底實現中國化，要更多的引導香港本地青年認識國情：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不具備西方國家全球擴張殖民的歷史條件，只能依靠內生發展積累，這就必然要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實現整體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能滿足所有個體的全部要求，這就是集體主義的由來和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就算香港按照反對派「民主萬能」「真普選」的思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香港的人均住房面積也永遠無法達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水準。因為今日歐美居民享有的很多物質條件和奢侈的政治制度是西方几個世紀全球擴張殖民的「成果」。而這是以當地原住民的苦難為代價並且不具有廣義的可複製性的。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歷史沒有被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而不是看那些帶着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把中國方案融入香港青少年的心底，才是國民教育的根本目的。

（作者係香港华菁会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