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與中共百年｜百年同心為國　千秋肝膽相照

（大公報記者 孫志）世紀為新，賡續輝煌！回望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崢嶸歲月，中國輿論重鎮《大公報》徐徐鋪展一幅風雲際會的歷史長卷，記錄下篳路藍縷、艱辛求索的建黨偉業。不同時期，《大公報》傳播信息、主導輿論、臧否時事、月旦人物，忠實記錄歷史並成為中共的摯友、諍友。中共幾代領導人與這份文章報國的輿論先鋒推心置腹、肝膽相照。

危機四伏戰火瀰漫的年代，中共許多政策主張和行動，正是通過當時中國這家舉足輕重的報紙得以傳播。正是《大公報》，秉筆直書敢言「紅軍紀律嚴明，百姓擁護」；正是《大公報》，公然抗命不稱「共匪」堅稱「中共」「共軍」；正是《大公報》，在歷史轉折關頭，「一張報紙決定紅軍長征方向」，中共和中央紅軍前途由此改變。

6月17日，《大公報》將迎來119歲生日，值此報慶之際，我們今起推出「《大公報》與中共百年」系列專題，分上下兩集，帶讀者回望歷史，創造新的未來。

中流擊水，奮楫者進。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在血雨腥風中絕境逢生，為民族謀復興。大公報在歷史長河沙中瀝金，猶如一面史鏡，映射出民族之殤、正義之光和歷史走向。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將「為人民服務」書贈大公，是與大公同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新聞理想的契合心照。

早期黨員 記錄歷程

《大公報》是記錄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早期領導者、最早的黨員心路歷程和行動實踐的平台。周恩來在1920年赴法國留學前就跟《大公報》聯繫，商定好留學期間為報紙發消息。而據周恩來侄女周秉德說，這樣的話一來可以掙一些稿費，另外通過做各方面的調查，給國內介紹世界上的一些思潮，以及工人運動情況等，「實際上，也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找到了自己要追求的道路」。這就是周恩來終身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信仰。

張季鸞派記者訪紅區

《大公報》對中共的報道始於三十年代初。在國民黨一片「剿共」聲中，總編輯張季鸞就派記者到紅區採訪。1930年4月11日《大公報》刊登了「紅軍紀律嚴明，百姓擁護」和「吃民間飯，每人還給五百錢」等消息。此後，還報道過紅軍英勇作戰、士氣旺盛。

1934年，《大公報》的子報《國聞周報》以連載形式刊登了《赤區土地問題》，肯定蘇區某些制度值得認真思考、研究，還發表蘇區紅軍的政治、組織、經濟等方面的介紹文章。范長江就是看了這些文章後，萌生到陝北、西北考察的念頭。

筆錄先驅無私無畏

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他是將俄文版《國際歌》最早翻譯成中文的譯者。1935年2月，瞿秋白被國民黨逮捕。1935年6月18日的《大公報》記者親歷瞿秋白的最後時刻：「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繼而高唱《國際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氣。」《大公報》高度還原了那個黑暗裏向死而生的一幕，翔實筆錄了對革命者生命盡頭的守望，鐫刻出革命先驅豐碑上無私無畏的生命印記。

范長江西北行 宣傳紅軍

1935年，《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受報社派遣赴西北地區採訪，發表系列通訊，其中第一次客觀報道了中共領導的紅軍長征蹤跡。這些通訊後來彙編成冊《中國的西北角》，名動一時。他的69篇旅行通訊記錄了西北人民生活的困苦，真實記載了紅軍長征的情況。媒體上第一次出現「紅軍」一詞而不是「剿匪」。由於范長江的報道，使得國統區的讀者第一次了解到真實的、正面的紅軍形象，知道紅軍嚴明的紀律和強大的戰鬥力。

幾乎在范長江赴西北採訪同期，《大公報》記者徐盈、彭子岡在江西的採訪、報道，亦涉及有關中共、蘇區的話題，彭子岡採寫的通訊《巨變中的江西農村婦女》中，有一節標題就是「兒子當紅軍去了」。

決定紅軍長征方向

「一張報紙決定紅軍長征方向」。1935年9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到達隴南的哈達鋪後，毛澤東就是看到在《大公報》上，登載有陝北紅軍劉志丹和徐海東部隊活動和陝北根據地的消息，才決心率紅軍去陝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大公報》為中央紅軍指出了一個明確的方向──陝北吳起鎮，這是一個挽救和改變命運的禮物。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大公報》記者徐盈奔波於山西戰場，採寫了《朱德將軍在前線》、《在八路軍五台總部》等長篇通訊，向全國讀者介紹了朱德、任弼時、徐向前、彭雪楓等中共高級將領，以及八路軍的抗戰功績。

促成解決「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大公報》一連發表四篇社評，其中12月18日出自張季鸞之手的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深得宋美齡重視，指示將當日《大公報》刊登社評的第2版加印數萬份，由飛機空投到西安。《大公報》的社評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國共兩黨建立抗日聯合統一戰線。

抗戰期間，《大公報》僅重慶版發行量就高達九萬多份，創大後方一家報紙單獨發行量之最。對中國共產黨的報道，《大公報》始終尊重事實，不歪曲，不捏造，採取比較客觀的態度，向全國公眾介紹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進步業績，改變了公眾心目中被國民黨御用媒體歪曲了的共產黨形象。

報道中共抗戰功績

一張有報格和風骨的報紙，誓言決不在日軍鐵蹄下辦報一天。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大公報》共赴國難，五易其館，發出抗戰最強音。

隨着日寇鐵蹄步步進逼，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張季鸞言論中反覆聲稱「要政爭，不要兵爭」，只有「兩黨團結，才有可能戰勝敵人」，並在社評呼籲「今日中國之最緊要者，宜莫若保持國家之統一獨立，不失土，不喪權，此非為防共而然」。力勸國民黨轉移視線，正視中共。

密蘇里獎 最高榮譽

《大公報》傳諸後世的抗戰名篇《明恥教戰》、《迂迴在生死線上》、《我們在割稻子》、《銀風箏下的記憶》和《落日》等成為新聞史經典。抗戰勝利──「日本投降矣！」大公報人用5個八欄高的標題大字表達內心洶湧的情感，是這張抗戰到底的報紙與民族同頻共振的寫照。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授予《大公報》榮譽獎章，也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1941年的5月15日，授獎方在獎狀正文提到授獎理由時，特別強調：「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者至巨。」

坦誠互諒 建立友誼

抗戰期間，周恩來等許多共產黨人與《大公報》人多有往來，有的還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5月21日，《大公報》發表王芸生所寫社評《為晉南戰事做一種呼籲》，錯誤地批評了八路軍，周恩來當晚即寫了一封長信給張季鸞予以澄清。《大公報》不僅全文發表了周恩來的信，並且由張季鸞抱病執筆，再發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坦誠地交換了抗日救國的意見。

1941年9月6日，時年54歲的張季鸞逝世，毛澤東在唁電中讚其：「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這既是對張個人抗日言行的肯定，也是對《大公報》抗日愛國思想的肯定。周恩來的唁電中稱他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在張季鸞病危時，守護在身邊的朋友就有周恩來。

1944年7月，中外記者團到延安參觀的時候，毛澤東堅持讓《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坐首席，還對他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

重慶談判 仗義執言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大公報》有關人士進行了多次接觸和交談。1945年9月5日，毛澤東會見《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等，表達了「統一之政令必需建立於民主政治之基礎上」的觀點。他說：「只有包括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代表人士之政治會議，始能解決當前國事，民主統一之聯合政府始能帶給全國人民以幸福。」談話要點翌日在《大公報》刊出。9月20日，《大公報》負責人宴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宴會結束後，毛澤東欣然提筆為《大公報》題寫「為人民服務」。

由於《大公報》不斷地對國民黨尖銳抨擊，重慶《中央日報》多次刊登文章責罵《大公報》和王芸生，指責《大公報》為共產黨「張目」。

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在平津前線捷報頻傳。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在戰與和之間，猶豫不決。時任天津《大公報》副刊編輯的傅冬菊，受中共地下黨組織委派，前往北平陪侍父親，暗中了解傅作義的思想動態。她利用父女間獨特的情感紐帶，潛移默化地影響其父趨向和談。最終五朝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人民免遭戰火塗炭，名勝古蹟得以完好保存。在這一扭轉乾坤的曠世義舉中，聶榮臻元帥讚揚：「傅冬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開國大典 迎新中國

1949年初，共產黨與國民黨、光明與黑暗的較量已成定局。新年元旦，《大公報》香港版刊登了王芸生撰寫的社評《展望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文章指出：「這到來的應該是和平、民主、自由、平等、進步與繁榮的新中國。」

9月21日，總編輯王芸生和副總編輯楊剛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這是對《大公報》愛國進步的肯定。10月1日，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王芸生在《開國盛典》一文中寫道：「舉目天安門前的人民廣場，人如大海，旗翻紅浪，生平未曾見過的一個大場面就在眼前。我慶幸個人此生不虛，更慶幸中國由此進入了人民民主的時代。」

新聞事業 星光熠熠

《大公報》以翔實客觀的報道、獨立負責任的評論為最大特點，培養出大量有才氣、有銳氣、有骨氣的名記者和評論員，他們文字鏗鏘，愛國熱忱凝於筆端，大公報群星譜可謂光彩奪目。許多大公報人成長為新聞界名人，例如：建國後擔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范長江，任周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人民日報》副總編的楊剛，解放後任《人民日報》記者、《旅行家》雜誌主編的彭子岡，其他諸多名流還有：徐鑄成、李純青、梁厚甫、曾敏之、費彝民、陸詒、梁羽生、唐人、徐盈、金庸、譚文瑞……

周恩來總理1958年在和時任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會面時肯定了《大公報》三點：第一，她是愛國的；第二，她是堅持抗日的；第三，她為中國的新聞事業「培養了很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