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侄女周秉德：「伯伯囑親屬事事國家利益為先」

「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良好家風不僅是自古文人志士堅守的美德，如今還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凱雷 北京報道）「伯伯對我們的要求主要有兩點：無論做任何事情都要從國家利益出發；不能因為是總理家人就去搞任何特殊化。」周恩來侄女周秉德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憶起與周總理共同生活的那十餘載，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周秉德，依舊是言猶在耳。 「伯伯當總理26年沒給我們留下什麼東西，但卻把最珍貴的家風留給了我們，這種傳達的方式是潤物細無聲的，我也一直這樣要求自己和親屬們。建黨百年，前輩們的故事指引着我們這代人：平凡做人，坦率做事，盼望這種『紅色血液』能夠永續不斷，更盼望在這種精神的帶領下國家更加昌盛富強。」

「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三省。」周秉德表示，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借助偉人們後代的回憶來追尋老一代革命家的光榮傳統，追憶他們在戰火紛飛、物資匱乏年代用血與火書寫的良好家風，回顧他們身體力行的每一條「義方」，進而「一日三省」，於當今時代來說意義深遠。

周秉德1937年出生在哈爾濱，是周恩來三弟的大女兒、周恩來的侄女，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一生無子女，自12歲起周秉德就住進中南海西花廳，在周恩來夫婦身邊生活、成長了二十餘年，成為與周總理夫婦關係最為密切的晚輩。

「周家家風其實很簡單，就一句話：我們都是普通老百姓。」周秉德表示，自己從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能因為伯伯是總理就有任何特權待遇，甚至連一點特權思想都不能有。雖然12歲便住進中南海，但上學都是坐巴士，吃飯也是在大食堂，一直都是普通人的心態。「伯伯教育我們說：現在你們都是普通學生，長大了就是普通勞動者、普通老百姓，一切都要靠自己奮鬥！」

管教侄輩不可高人一等

周恩來總理將對子輩的感情傾注在革命後代和包括周秉德在內的子侄們身上。但這份愛，並沒有變成縱容與放任。儘管他們對她千萬分疼愛，管教得仍舊十分嚴格。

「作為總理的晚輩，我們不僅在生活上沒有任何特殊性，伯父對我們的教育甚至比一般人更要嚴格。」周秉德回憶起初中時暑假的一次清晨，周秉德在院子裏看書，解放軍戰士在打掃院子。周恩來看到後嚴肅地對她說：「你沒看見那麼多叔叔在打掃院子嗎？你怎麼還在這裏看書？」自此她便記下，自己雖然是總理的親侄女，但也就是普通人，在普通戰士們面前，絕對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想法，是絕對平等的，沒有任何特殊。

不插手弟弟的工作分配

北京解放後，周秉德的父親曾去找周恩來請教如何安排一份工作。周恩來對他說，你的工作不能由我安排，要由組織安排。後來周秉德的父親被分配到了鋼鐵工業局，周恩來找到弟弟的領導提出一個「特殊」的要求：自己弟弟的職位要盡量低，待遇要盡量少，不要因為他搞任何特殊化。鄧穎超作為黨內元老定級為行政五級本無可非議，但周恩來仍要壓低一級，按六級的標準給鄧穎超，就連周恩來身邊秘書和工作人員也都低一級。周恩來的侄輩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更是沒沾上一點兒「光」。

「他是全國人民的總理不是周家的，他不能為周家謀私利。」周秉德說，伯伯一生要求他們要和全國萬千的老百姓一樣，過淳樸的日子，不能因為姓周就去沾這些「光」。周家的子女，不搞特殊，平凡做人。沒有人當大官，沒有人經商掙大錢，沒有小車子、大宅子，所有成就都是腳踏實地一步一個坑走過來的。

「家風正則後代正，則源頭正，則國正。」她表示，近年來，國家越來越關注家風建設，不僅弘揚了家風建設傳統，還賦予了家風建設新的時代內涵，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她希望社會能夠越來越多地關注好家風，讓更多的好家風代代相傳。

周總理「十條家規」

1、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順路時來看看

2、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

3、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費

4、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

5、不許請客送禮

6、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

7、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

8、生活要艱苦樸素

9、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係，不要炫耀自己

10、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不佔公家便宜 生活作風儉樸

在周秉德的記憶中，伯伯（周恩來）和七媽（鄧穎超）的生活一向非常儉樸，可以說幾近「苛刻」。「每周他都必須要堅持吃兩三次粗糧，還把自己的糧票定得很低。做人不能忘本是伯伯常說的話。紅軍萬里長征時，吃草根樹皮，飢寒交迫、奮死一搏的日子數不過來，這些革命前輩們做出巨大犧牲，才有了咱們今天的太平日子。」

周恩來在中南海住的是清代末年老房子，方磚地面太潮濕，夫婦倆經常腿疼。醫生說必須要換木地板，卻被周恩來一口回絕。後來秘書趁他不在，請來維修隊換了木地板，更新了浴缸，把已經很破的白布窗簾換成了那種最便宜的白綢窗簾，又把床板換成了軟床。

「伯父回來後大發雷霆，一定要交錢，說不能佔公家便宜。可自己的錢又交不起這些費用，索性不住，帶着伯母搬走了，後來經過陳毅相勸，秘書又做了檢討，該恢復的都恢復了才搬回來。」周秉德表示，因為這件事情，總理在大會上做過兩次檢討，他深刻檢討自己對秘書教育不夠。「國家現在如此困難，我的家裝還給裝修了。我這個總理沒做好，大家別學我。」

衣服鞋子補完繼續穿

1976年周總理去世後，周秉德萬分悲痛，她向鄧穎超要了周恩來一件最破舊的衣服留作紀念，以便警醒自己學習他這種艱苦樸素的精神。「這件衣物上有幾十個補丁，小到有手絹、破毛巾，每處都是補了又補，縫了又縫，看得我特別心疼。」這件藍白舊睡衣在1977年被中國革命博物館徵集。「當時我萬般不捨，最後在伯母鄧穎超的勸說下，忍痛割愛地捐了出去。」周秉德說。不僅如此，總理在20年中只穿了兩雙皮鞋，修來修去倒着穿。

周秉德說：「我們從小聽伯父教導，我們革命幾十年，隨時準備着犧牲，但是我們看到了新中國的建立，我們只是『革命隊伍中的倖存者』，但是我們不能忘了為新中國的建立而犧牲的千千萬萬烈士，因此我們沒有權利不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伯父教導我們，要時刻以國家利益為上，也經常教育後輩們時刻謹記不能沾國家一點點光，不能搞特權。」正是周總理的言傳身教，她謙虛、踏實、節儉，長大後她也用總理留下的好家風教育後人。

教晚輩獨立思考 為自己選擇負責

上世紀五十年代，恰逢留學蘇聯的熱潮。當時，周秉德正值初中畢業。那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各行各業都需要人才，可文盲卻佔了八成以上，因此，周秉德便勵志要做小學老師，教書育人，為祖國的發展培養更多的人才。

1952年，周秉德初中畢業即報考了中等師範專科學校，當時這一決定受到鄧穎超的支持。「七媽（鄧穎超）說國家建設要有文化，確實需要老師，她十六歲就做小學老師了，我師範畢業就18歲了，選擇做老師她非常支持。」

但周恩來當時卻沒有表態。「七媽問伯伯為何不表態，伯伯說長大了得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你也說，我也說，不是壓力太大了嗎？將來後悔起來都沒辦法。」周秉德回憶說，大伯知道自己最聽他話，可這種大事上他還是要她獨立思考判斷，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伯伯也是在觀察，我這番決定到底是不是腦子一熱，還是真的深思熟慮過了。」

1955年，18歲的周秉德師範學校畢業，主動要求去農村做老師。「直到現在我的學歷也只是個中專生，可我絲毫不覺得如何，相反在畢業後，我分到了鄉村小學，圓了自己的教師夢。為自己的選擇交上一份不錯的答卷，也讓伯伯放心了。」

動員侄子響應號召當兵

周恩來的侄子周秉鈞高中畢業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當時國家為保證農村勞動力決定從城市徵兵。周恩來總理以身作則，動員當時本來要報考大學的他響應國家號召當兵去。周恩來侄孫周戎回憶道：「後來我父親去部隊當了兵。在回北京開會學習的間隙去西花廳探望周恩來和鄧穎超。正值午飯時間，總理對我父親說：『既然當了飛行員，就不要在家裏吃了，回到部隊去吃飛行灶，才能保障飛行員的營養。』」

作為周恩來總理的後人，周戎的父母總是教導他踏踏實實做事、老老實實做人。「我一直履行着長輩對我的教誨。看到百姓這麼愛戴周總理，作為後人我感覺很自豪，同時也時刻提醒我不能在這種光環下沾沾自喜，要從各個方面對自己加以約束，不能給總理丟臉。」周戎說。

好家風奠定好政風

說到好家風與好政風的典範，不得不提及周總理與他的「十條家規」。從家規內容到總理多年如一日的始終堅持，都是對好家風與好政風的最好詮釋。周秉德表示，以身作則，教化後輩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無疑是好家風的大效用。對於任何一個領導幹部來說，家風與個人作風相輔相成，其家風就是其個人作風的一個縮影。

「當下許多不符合共產黨傳統的表現，很多與家風不正有關，這也體現了家風在整個社會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周秉德稱，相比普通人，周總理對自己提出更高要求，以身作則，從嚴治家，用自身的清正廉潔作風帶好家人，用嚴格的家規管住家人，這是周總理贏得人們尊敬的重要原因。

周秉德表示，作為整個社會的基本細胞，如果每一個小家庭的「家風」都健康積極，家庭成員在此約束之下形成良好的道德操守，就會在潛移默化中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對其他社會成員產生積極的引導和示範作用。反之，如果小家庭的「家風」不正，整個社會的風氣就很難「正」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