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與林徽因圈閱批註中國營造學社藏本《大唐西域記》現世

梁思成與林徽因圈閱、批註中國營造學社藏本《大唐西域記》(江鑫嫻 攝)

(大公文匯網記者 江鑫嫻)作為中國營造學社舊藏重要資料,一本1937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唐西域記》引來關注。書中有圈點或批註的上百處,乃至數百處唐代建築及地名的手跡。專家認為,這是梁思成、林徽因伉儷圈閱、批註,亦是首次發現林徽因在相關文獻上作圈點及批註。該書是當前再現二人發現「中國第一國寶」——五台山佛光寺艱辛歷程的唯一原本。同時,在這冊中國營造學社舊藏本的扉頁、內頁,分別鈐蓋有三枚「中國營造學社」朱紅印章,亦為首次發現。

這本《大唐西域記》的扉頁、內頁,分別鈐蓋有三枚「中國營造學社」朱紅印章(江鑫嫻 攝)
這本《大唐西域記》的扉頁、內頁,分別鈐蓋有三枚「中國營造學社」朱紅印章(江鑫嫻 攝)
這本《大唐西域記》的扉頁、內頁,分別鈐蓋有三枚「中國營造學社」朱紅印章(江鑫嫻 攝)

據介紹,此冊《大唐西域記》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商務印書館印製的國學基本叢書第四版本。由於日寇入侵、北平淪陷,1937年7月,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三人聯名,將其作為中國營造學社重要資料,存入天津英資麥加利銀行的地下保險庫中;1939年8月,天津大水災,中國營造學社重要資料多被毀,這冊《大唐西域記》得以倖存。相關專家表示,由此可推斷,書內朱墨筆批註和圈閱(與唐代古建築相關),應是形成於1937年2至7月,即存入保險庫之前。

相關專家表示,判斷書中手跡為梁思成和林徽因伉儷筆跡基於以下幾點:首先,梁、林長期尋找和研究中國唐代以前的木構建築,而《大唐西域記》是其必參考的文獻資料。有公開出版的資料顯示,早在1930年前,梁、林二人在東北大學建築系任教時,就已開始研究《大唐西域記》內的雕塑。二人於1937年6月發現五台山佛光寺,由此可推斷,在發現五台山佛光寺前後,兩人一定曾大量查閱和唐代木質結構相關的和唐代佛教相關的書籍。這也可進一步解釋,為何書內的圈閱批註的內容多與唐代古建築相關。

梁思成與林徽因圈閱、批註中國營造學社藏本《大唐西域記》(江鑫嫻 攝)

其次,經過筆跡比對,可以證明梁思成和林徽因參與該冊書的圈閱和批註。筆記鑒定專家將批註與2010年朴廬書社出品的《百年清華學人手跡選》第67頁的梁思成毛筆真跡比對,證實為梁思成真跡。而該冊圖書的第6頁(六)到第185頁(一八五),有大量的黑色鋼筆圈閱手跡,圈閱內容為《大唐西域記》內幾乎全部的唐代建築文字表述,判斷當為林徽因手跡。一方面是因為從人物關係來看,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工作上不分彼此。另一方面,在該書第135頁(一三五),有黑色鋼筆批註「此下疑有脫落」,經筆跡比對最終確定,系林徽因手書。進一步確定,幾乎貫穿全書的黑色鋼筆圈閱,是林徽因留下。

在這冊《大唐西域記》內,梁思成硃筆批註的,有不少為當時地名,如第八頁天頭,有硃筆字跡「大清池」,即指今吉爾吉斯坦境內伊塞克湖,是世界上最深的高山大湖。又有硃筆字跡「素葉水城」,即指唐代仿長安而建的碎葉城,現位於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以東。

另外,關於珍本《大唐西域記》內為何沒有梁、林二人落款的問題,有古籍舊書鑒定估價專家表示,書內鈴有「中國營造學社」的朱紅印章,足以證明該書是學社公共財物。因此,林徽因、梁思成作為學社的核心人物之一,能借閱到該冊珍本,並能出於學術研究目的而在書中圈點批註,但絕無在不屬於自己的書上蓋印落款的理由。不在書中鈴蓋個人私印,恰恰體現了他們公私分明的高尚人品。據悉,該書將於6月5日亮相中國書店春季書刊資料文物拍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