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 回溯百年前的熱血與青春

文＼姜舜源

央視正在熱播的《覺醒年代》，在內地收視率和口碑雙豐收。通過央廣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聲等，該連續劇在港澳特區乃至海外華人世界，也引起很大反響。一部敘述中國共產黨誕生歷史背景的作品，何以引起各界觀眾的關注？筆者認為，因為她反映的是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後繼，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時代主題。

從早期「師夷長技以制夷」（一八四二年魏源《海國圖志》），到稍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勸學篇》為代表）並展開「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及「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各種思潮，目標都是「振興中華」。五四新文化運動核心訴求──民主與科學，貫穿了振興中華這條主線，而且醞釀了中華民族命運的轉折：經過八十年苦難、抗爭，中華大地終於露出未來的曙光，經過新文化運動的風雲激盪，結出幾方面成果：政治上，一是孕育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一部分五四進步青年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道路，致力於「改造中國與世界」，如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毛澤東、瞿秋白等，成為中共早期領袖；二是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文化上，在「舊學」、「西學」鬥爭中誕生了「新學」：新文學、新藝術、新學術等。

五四運動三十年後、鴉片戰爭一百年後，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終於站立起來。一年後，站起來的中國人歷時三年「抗美援朝」，打敗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侵略軍，新中國巍然屹立於世界東方。接着用了不到三十年，初步建成國家的現代工業農業等國民經濟體系；一九七八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二○二○年完成脫貧之後，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置身中華崛起的偉大時代，人們很想追根溯源，重溫中國現代史發端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愛國主義 優良傳統

世界歷史風雲變幻的劇烈表現，是血雨腥風的戰爭，但是橫亙這變幻之前之後全過程的，常常是深層次的文化較量。十六世紀中期歐洲「文藝復興」數十年後，明清之際開始了「西學東漸」。一路領先的中華傳統文化，面對復興發展的西方文化，由優越而各有千秋。「鴉片戰爭」之後，中西文化碰撞加劇。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繼續並發生轉折，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向西方文化張開懷抱，全面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成果。一時間西學「完勝」、中學「完敗」。《覺醒年代》如實地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但在「歷史真實」原則下，客觀地表現舊學人物如辜鴻銘、林紓、黃侃，而不是以往的隨便否定。像北大解聘了英國教授克德萊，英國駐華公使館向中國政府提出無理交涉。新學的胡適率北大代表團到公使館談判，代表團中舊學代表辜鴻銘，在維護國家尊嚴上顧大局、識大體，表現得學貫中西。而對於新學人物錢玄同「廢除漢字」的激進主張，實際上予以否定；對胡適等人西方文化優越論、對中華文化的非理性貶損，也都予以了歷史的審視。

早在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一九三九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青年運動的方向》演講，就明確五四運動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愛國傳統。五四之後，「新學」、「舊學」很快在保護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出現了合作共榮，其典型代表莫過於北京昔日皇宮，南部舊學大本營「古物陳列所」、北部「新學」大本營「故宮博物院」，共存共榮。

民族大義 人間正道

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周恩來、何叔衡等人士，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或積極參與者，並對中學、西學都有精湛的造詣。例如毛澤東的政論、古體詩詞，周恩來的白話詩、古體詩、話劇表演藝術。早在一九一一年，正在上小學的十三歲少年周恩來，就鄭重發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誓言，語驚四座；一九一七年，赴日留學前夕給昔日小學同學郭思甯贈言：「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振興中華是他們孜孜不倦的追求。

回顧五四，有一種「悖論」現象，當年高喊「外爭國權、內懲（賣）國賊」的個別青年學生，後來在日寇侵華期間墮落為漢奸。這可能是頗富戲劇性，而該劇時間跨度之外的。例如北大政治系學生梅思平，遊行學生們痛打了「賣國賊」駐日公使章宗祥之後，來到東單趙家樓，另一「賣國賊」交通總長曹汝霖家，梅思平第一個放火「火燒趙家樓」。抗戰期間此人叛國投敵，歷任汪偽政府中央常委、組織部長、工商部長、實業部長、浙江省長、內政部長等要職，氣得他十三歲的女兒梅愛文在《浙甌日報》發表：《我不願做漢奸的女兒，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最終在抗戰勝利後被處死。周作人，《新青年》骨幹，日寇侵華期間出任偽「華北總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等要職，抗戰勝利後被判十四年徒刑。而曹汝霖在五四後退出政界，投入慈善活動，並創立私立「中央醫院」，日寇控制協和醫院後，聘請拒與日本人合作而退出協和的林巧稚醫生；抗戰時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在日偽政權任職。「舊學」人士，清代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面對日偽當局威脅利誘，聲言：「甯為華丐，不當漢奸！」在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面前，有良知的中國人，不論新學、舊學、激進、保守，其取態都是一致的，是人間正道。

文化「建設」 文化自信

像政治上有「革命者」與「建設者」之別一樣，新文化運動也經歷了革命、建設兩個階段。力證舊文化之落後乃至「吃人」之後，更重要的是建設人民大眾的新文化。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無可爭議的主將之一，但他後來似乎一直是文化上的「革命者」、「憤青」，甚至成為「民族虛無主義者」、「歷史虛無主義者」，並遊走於政界、學界之間，而沒有進化為「建設者」，在文學、學術上均無實際建樹。錢玄同的「廢除漢字」乃至漢語，需要同時替代的語言文字，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劉半農創制「聲調推斷尺」，發明「劉氏音鼓」等現代聲學實驗儀器，對故宮、天壇古樂器測音研究，被公認為「中國音樂考古第一人」。茅盾、鄭振鐸、葉聖陶等組織的「文學研究會」，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組織的「創造社」，是「新文學」的實踐者。

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支人馬──中國共產黨人，從文化上的「革命者」很快成長為「建設者」。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就繼承了從漢代到清初學者王夫之「實事求是」傳統，在延安時期將其發展為共產黨人的哲學思想。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初，他又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並系統闡述了新民主主義基本理論，作為新中國的執政綱領。其中包括在新文化運動洗禮之後，「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對中華燦爛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後來相繼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科學方針。習近平在此基礎上提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視對中華文化的「文化自信」，為「四個自信」的基礎。

「進京趕考」 禮遇耆碩

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把進北京形容為「進京趕考」。以往人們理解為對執政能力的考驗。筆者認為，精研中華文化「文治武功」歷史的他，更深層次地體會到，從此是對執政黨「文治」能力的考驗，真的就是天下精英進京「大考」。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明成果，代表着當代先進文化，才是能治理這個國家的時代精英。總理周恩來，對愛國老人、一代文化宗師朱啟鈐的禮遇，回答了這個問題。

朱啟鈐（字桂辛，尊稱朱桂老）歷經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曾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但他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國立博物館──古物陳列所；組織北京城保護與近代化建設；創立「營造學社」，開闢中國建築科學研究和保護，培養出梁思成、劉敦楨、張鎛等一代建築學家；致力於古代織繡等文物保護研究等等。對保護中華文化做出巨大貢獻。周總理到朱啟鈐家看望老人家，老人家命家人上茶，警衛人員按規定示意不要，但年近九旬的老人家留意不到，仍催促上茶。周總理自己走到茶几前，端起茶來喝下去，並約了改日再來府上，品嘗美食家朱桂老家廚師的「私房菜」。「尊老敬賢」，身體力行，傳為佳話。

（作者為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博物館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ISO 34300歷史紀年國際標準中國專家組成員、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