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何以「青春化」

文／賴秀俞

從前，看春晚是一個在大年三十於客廳發生的儀式，今天電視這個物件已經在很多年輕人的客廳中消失。沒有電視的客廳彷彿沒有靈魂，因而客廳也喪失了曾經的部分空間屬性。手機屏幕使諸多生活場景從線下轉移到了線上，實體空間的功能由此發生變化。如今春晚也能在手機上觀看，它可以「移動」，不論在路上、在出租屋，還是在公司、在校園等空間裏，春晚不在別處，就在我們手中的屏幕上。配合今年「雲過年」的主題，這種可移動性構成今年春晚打造的「團圓」敘事的關鍵一環，它更貼近青年一代的媒介使用習慣，能夠使春晚在形式上邁向「青春化」。

形式之外，在中國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中，春晚想要維持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必然要使其在時代更迭中不斷調整自身的內容。春晚之於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一方面來自主辦方長達數十年的話語建構，另一方面則源於每個中國人在這過程中形成的家庭記憶。這種記憶能夠持續生產的關鍵之處，在於春晚能夠在內容上適應全年齡段觀眾的胃口，由此進入大眾的集體記憶中。但近年來，這種重要性在逐年下降。分眾市場的出現是這個過程的重要催化劑，而顯著的代際差異同樣不可忽視。以八十後乃至九十後為主體的新一代家庭構成將新的情感結構置入到家庭記憶的建構程序中，春晚不再是想像「團圓」，凝結共同體的唯一選項。並且，越來越多年輕人自行定義過年的儀式，「年味」由什麼元素構成？春晚還在不在他們的選項之中？這成為一個問題。

今天的我們還需要春晚嗎？顯而易見的是，作為一種儀式，它甚至已經成為民族性難以割捨的一部分。為了完成傳統的過年儀式感，春晚雖然仍是大多數家庭在除夕夜的選擇，但它的內容不再能引發龐大的社會效應。危機的出現使主辦方意識到，春晚必須要跟上流量時代的步伐，於是，新詞與熱點成為近十年春晚追逐的對象。這些年，我們能顯著地看到春晚的節目內容發生了從引領潮流到追隨潮流的變化，可以說，它是一種互聯網參與式文化的勝利。

以前春晚語言類節目中出現的一個新詞，歌舞類節目中歌手演唱的一首歌是未來一整年乃至更久時間段裏被大眾議論、傳唱，而後沉澱為經典的對象，這些語料最終將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如今重提這種春晚的「造神」效應，不禁讓人產生一種白髮宮女憶往事的悵然。用現在的眼光看來，它絕非一件壞事。因為它意味着一個去中心化時代的來臨。自然而然地，春晚的節目素材開始「下沉」，它成為過去一年網絡段子的集合，成為流行歌曲的「封神榜」，成為明星紅人證明國民度的考卷和獎章。這樣的境況使其守住了大眾輿論中心的主角位置，並帶來了流量。

多年來，春晚一直是映照當代中國的一面鏡子。在如今這個分眾社會，春晚這樣一台以「合家歡」為訴求的全國性晚會，注定眾口難調。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追根溯源，如何以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核心價值觀回應時代命題，引領社會潮流，是春晚至為重要的功課。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想像與維繫，是春晚諸多情感動員的最終目的。因此，如何使流量成為正能量，是春晚所遭遇的當代考題。

從今年春晚提前數小時的預熱環節──當紅帶貨主播薇婭在春晚後台的直播標題「春晚GO青春」到節目參與者中眾多青年演員的出現，都突出了「青春」要素強烈的存在感。這正是春晚對大眾文化場域中的青年流量市場、粉絲經濟模式吸納經驗的結果。愛國精神與民族主義如何轉化為青年的情感結構，通過青年帶動的流量以熱搜、熱詞、熱議等形式呈現成社會大眾文化的方方面面？對此，這幾年的春晚在人員結構、宣傳形式以及媒介呈現等方面作出了一定嘗試。而今年的「青春化」春晚正是這一路線的大步推進。並且，它所凸顯的青春氣息也是如今正在變革中朝氣蓬勃的中國之具象表徵。

可以說，從形式的「青春化」到內容的「青春化」，今年的春晚展現出一種力圖革新的青春活力。我們既能夠在手機上採用VR視角抵達一種虛擬的「在場感」，也能夠以「刷紅包」等形式實現電視與手機的跨屏互動。我們能夠在其中看到愛豆勁歌熱舞的身影，還有結合街舞等青年亞文化元素的中國風文藝作品，也能看見二次元虛擬偶像洛天依在春晚演播廳翩翩起舞，以及應和今年生肖主題的拓荒牛機器人在舞台上翻筋斗。很多年輕人笑稱今年春晚交給他們的「重要任務」，就是向家中的長輩介紹年輕一輩的偶像明星。這無形中開啟了一扇彌合代際文化差異的窗戶。它不僅可以讓兩代人、三代人之間獲得一個溝通與理解的平台。同時，它也能使老一輩以他們的子輩、孫輩作為入口，走進中國當代社會最具有創新活力的青年大眾文化中去，與青年一代成為文化意義上的「同時代人」。

進一步而言，正如目前中國社會的文化場域所發生的迭代一樣，我們不僅要重新想像春晚的生產定位，還要重新想像春晚的文化受眾。文化受眾既需要被召喚，更需要被塑形。如何經由情感動員，進行一種具有當代性、民族性、多元性的價值輸出，塑造新的民族文化受眾？在這個層面上，春晚的「青春化」呈現出一種值得期待的書寫民族敘事的未來方向。

（來源：大公報）